摘要：大国竞争时代,国会走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前台,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中扮演着复合型角色。国会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叙事的构建者,对华科技竞争体系的设计者,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实施的保障者。介入姿态的积极主动、介入内容的广泛、两党持有共识、与行政部门有良好的合作与协调关系是国会介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战略层面的新兴与关键技术的重要性、美国国内对华竞争共识的形成,国会内部的专门委员会与核心“鹰派”议员的推动以及院外利益集团的施压是促使国会介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主要原因。国会介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不仅会改变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决策环境、推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长期化与制度化、增加中国应对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复杂性与困难度,而且还可能促使形成国会与行政部门在对华政策互动上的新常态。

摘要：近年来,日本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进入了战略性推进的新时期。日本对非基建投资在地区分布上呈现出高度聚集性,投资重心逐步由社会基础设施向经济基础设施转变,主要集中在运输储存和能源等领域。日本开拓非洲基础设施市场,既有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等经济动因,也有借此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对非洲外交、扩大国际影响力等战略意图。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日本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塑造了“高质量基础设施”这一价值主张。日本对非基建投资在机制建设、品牌形象建立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着资金不足、外部竞争压力加大等诸多挑战。

摘要：清廉乡村建设是国家反腐倡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举措。清廉乡村的科学内涵在于通过多主体、多要素、多方式的交互融合,打造具有清廉和谐社会关系的乡村共同体。从实践诉求上看,清廉乡村建设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推进需要而开展的乡村治理活动。清廉乡村评价体系既是清廉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其成效的重要标准和工具。基于清廉乡村建设现实问题的剖析,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从创建目标、建构原则、指标设计、指标应用等方面对清廉乡村评价体系进行探索。

摘要：中国电影自诞生之初便与中国戏曲紧密联系在一起。电影与戏曲的融合发展经历了初步探索、融合创作、戏曲隐退三个时期。《智取威虎山》是中国现代京剧的典型代表,其改编自小说,繁盛于京剧,发展至电影。经过对不同版本《智取威虎山》的互文性释读,发现任何一个元文本都并不是一个确定的自满自足的文本,而是一直处于流动的“引用、改写、吸收、扩展”中。这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现文本呈现的媒介不同;二是时代氛围的影响;三是创作者自身因素的制约。随着时代之演进,新的媒介文本必将再产生,以元文本为核心的作品生产必将生生不息地进行下去,我们也期待更好的作品出现。

摘要：面对日益发展的我国房地产业,为我国房地产业的健康成长,我们对湖北部份地区的房地产进行了调查研究,就经济住宅设计中相关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

摘要：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对当代审美文化建设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作为社会特殊知识群体的大学生来说,其影响则更为深远。网络文学不仅提高了大学生进行文艺创作的积极性,有助于激活大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思维,而且在逐渐改变着大学生的阅读方式与文艺接受习惯,改变着大学生的文艺观念和文艺消费意识。同时,我们也必须积极主动地克服当前网络文学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建设绿色的校园网络文学。

摘要：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既体现在专业化分工所致的相互剥离,又显现为差异化优势驱动的相互融合。尽管我国已是制造大国,但与之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仍不发达,而且中低端制造业去产能进程和智能化转型缓慢,成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向制造强国的突出短板。为此,需要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促使生产性服务业价值链有效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加大顶层设计和统计决策制度建设力度,推动形成生产性服务与生产制造协同发展的产业新生态。

摘要：现代工业生产是作为维护传统道义原则的工具而被洋务派引入中国的,可是历史嘲弄了企图用现代工业文明守住传统统治秩序的人们。传统道义原则在与现代工商业旷日持久的博弈中败下阵来,而现代工商业同样无法彻底改变中国特有的文化类型。走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义困境,只能在双方的碰撞中创造中国式的工业文明。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国情,从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条件出发,正在引领中国人逐步克服工业化进程中的道义困境。

摘要：大数据为宏观经济走势预测创新研究带来重要突破口。本文基于混频数据动态因子模型,利用14个传统宏观经济统计月度指标和8个大数据月度指标,对2011年第1季度至2018年第2季度中国季度GDP增速进行了预测分析。研究发现,大数据月度指标能够显著提升季度GDP增速预测精度,但必须建立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序列样本和合理的模型设计基础上;同等参数结构设置下,模型预测误差并非随着大数据指标信息增多而一致性减少。

摘要：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不久,埃及革命力量随即陷入分裂,在国家政治重建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斗争。与民主程序休戚相关的宪法内容设计则成为斗争的重点领域,并逐渐异化为各政治力量利益相互博弈的主战场。埃及政治重建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修改宪法、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来重新架构国家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世俗民主派、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三方力量展开了激烈角逐,都希望能够主导国家的未来发展。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它们之间的较量结果如何,都不会脱离民主政治的总体轨道,因为埃及人民已经将民主与宪政作为国家体制建构的首选。目前,各方的斗争也主要因民主程序设计上的缺陷而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