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期望-价值理论提出激发学习动机的地理情境教学设计策略,认为需要考量学生的成就需要、期望水平、诱因价值三大需求定向因素。其中,成就需要可从内容趋向、题型趋向、组织模式趋向三方面着手;设置“先行组织者”和“情境支架”是提高期望水平的有效做法;提升诱因价值则要考虑思政教育因素、生活力因素和地理实践力因素。

摘要：“副文本是为文本有意设计的门槛,这道门槛能够潜在影响文本的接受方式。”1副文本包括“附加在文本内与文本外的元素,其功能用于解释、界定、指引,或者支持、补充背景信息以及表达作者、译者和评论者的相关观点和态度。”2译文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原文的副文本,又是自带副文本的原文本3。

摘要：从"空间叙事"、"外聚焦叙事视角"角度入手,结合民间鬼神信仰心理,能深入了解袁枚《子不语.酆都知县》叙事艺术和文本主旨上的模糊态度,了解作者叙事方法的高超和叙事表现上的缺陷,以及叙事之外怀疑思想的表达;还可以尝试沟通西方叙事理论与中国古典小说相似的艺术规律。

摘要：技术路线图作为技术预见中应用广泛、效果显著的科学管理工具,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市场需求—产业目标—共性技术—研发基础"作为研究路径,设计了产业共性技术路线图的研究流程,并以大数据产业为例,采用专利地图法预见中国大数据产业的共性技术,归纳出几种典型的技术发展模式,绘制出中国大数据产业在近期、中期、长期的共性技术路线图,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摘要：从顾客价值视角对品牌竞争力进行研究在理论和企业界引起广泛关注,但多数集中在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顾客价值影响品牌竞争力的内在作用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引入消费动机作为调节变量,依据变量的逻辑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理论研究模型,设计调查问卷对所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对理论研究模型进行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的消费动机与顾客价值和品牌竞争力都有相关性,在顾客价值影响品牌竞争力的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这说明消费动机有着重要的作用。

摘要：文章在艺术创造与实践范式确立的张力中探讨诗歌美学具有的重要意义。浪漫派诗人看似在与自然切近,实则是用审美体验具有的形而上的根基统辖相关甚或对立的关系,即在差异性中找到个别属性存在之共相,赋予美以理性内容。诗人在理性与感性之对立中确立"艺术理型",通过"想象性理性"调和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实现对诗性生存的追寻;诗人在有限与无限之对立中建构"信念理型",即诗意的信念,揭示自然之启示,建构个体内在的生命特征和灵魂品性;在自爱与他爱的对立中构筑"善之理型",将善之愉悦作为最高追求,完成从动物性本能到德行的提升,达成生存的和谐之美。最后指出,人是诗歌创作的最终目的。诗人从美的探索观照人的生存模态,完成对人的价值判断与确立,也是对目的论美学的实践性延续。

摘要：石一枫的小说创作始终不缺乏想象力但似乎又从来不依靠想象力取胜，从创作之初对个人化的青春感伤式的缅怀和祭奠，到近期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和时代精神难题的持续关注，石一枫小说叙事的内在指向一直与社会现实、道德困境、历史发展保持着紧密对接与对话关系，并凭借这种小说特质确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和文学方向，正如孟繁华先生所说：“石一枫引起文学界广泛注意，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巨变背景下的道德困境，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这个时代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

摘要：对剧场与法庭伦理类质性的研究,有利于拉近艺术与法律的距离,廓清艺术与法律的伦理地位。类质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剧场与法庭作为场域具有精神逻辑上的一致性,是满足主体伦理精神诉求的地方。二是剧场与法庭在伦理的效力上具有互渗互补、各有侧重的特点。剧场伦理升格为道德规制,对演职人员的行动形成接近于法规的强制力,剧场成为法庭伦理审判效力的柔性补充和审美提升。三是剧场与法庭效力融通、相映成善,共同成为受人敬仰的伦理道德景观。剧场与法庭在形制设计上极为相似,强大的仪式感和叙事性满足了评判者审善罚罪的道德诉求。其客观价值被伦理的最高形态暨国家伦理意志接纳、肯定、扶持、利用,并以国家剧院、最高法院的形式庄严耸立,成为体现当代伦理精神的最高殿堂。

摘要：始于2004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管已推进多年,但收入分配领域的诸多难题仍未破解,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要制度安排与设计的《企业工资条例》也因多种原因迟迟未能出台。规范企业工资制度和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企业工资条例》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企业工资决定及工资增长问题。那么,工资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其决定机制如何?这不仅是工资理论研究层面所要关注和回答的问题,更是实践层面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梳理企业工资决定因素、明确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内涵及对我国现阶段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存在主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应主要从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要素分配机制及政府规制机制四个方面进行的对策建议。

摘要：反讽往往因与修辞相涉而被理解为某种语言表达方式,其形而上学的意蕴常被忽略。但事实上,反讽理论在其得以产生的原初形态中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进而延至现当代,反讽始终秉持着语言学意义上的修辞传统,但在其理论逻辑的衍化中却始终自享着与形上之思难以厘界的关联。在长时间遗忘苏格拉底反讽理论的哲学旨趣之后,德国早期浪漫派又再次赋予了反讽以哲学、美学、艺术与诗等规定相互交融的多重意义,而克尔凯郭尔以存在主义的视域超越了这一错综复杂的含混界定,他将反讽理解为人的生存境遇中的"立场",这就将反讽提升至了纯粹的哲学层面。美国学者维塞尔虽无意承接克尔凯郭尔所规定的反讽的实践性,却在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别出心裁的阐释中将无产阶级视为反讽在现实世界中的肉身化,这成就了反讽由修辞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内在意蕴的提升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