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作人的"留平"选择是他"自然"思想的必然结果。思想和文化的平衡和用世是周作人战时考量的中心。从不说话到说话的转变寓示了周作人为人思想的建立。接受教育总署伪职的选择是他唯理思想的结果。周作人自居儒家,其选择也富于儒家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人思想。战时周作人自称儒家的原因是疗救策略的考虑,是他文化药方的选择。周作人提倡道义之事功化,出任伪职未尝不是他思想的一种姿态,是他自然化伦理与现实干预两相调和的结果。周作人的战时选择是沦陷区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案例,也是他思想入世的知识分子的确证。战时周作人的选择出之于自然与自我,已超越他个人的悲剧,值得反省与深思。

摘要：复仇是新文学的一大母题。近现代中国贫弱和耻辱的灰色境遇激发了以家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悲壮和忧愤的民族自觉,复仇成了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象。鲁迅《铸剑》的重心和巧妙在于复仇过程和复仇方式上的设计,"后复仇"情节成了复仇之上的复仇。巴金是在复仇的沉思中完成了思想和启蒙的另一种文学选择。汪曾祺复仇者为父报仇的永恒模式成了心灵扭曲和罪恶的象征。曹禺借复仇书写生命的原始强力,同时也写了人的现代困境。茅盾《参孙的复仇》的意义是多重的,除复仇的多向外,还有对女性和自己的复仇。近现代中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集体记忆使得复仇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便捷途径。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得益于写实文学观的提倡,文学进化观、"为人生"派等都是文学姿态调整的反映。文学向日常生活迁移。思想革命开辟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新领域,而日常生活文学的生成又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生产力,在引领文学回归自身的同时也走进了现代生活的中心。鲁迅、巴金和汪曾祺对于复仇题材的兴趣和书写体现了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复仇表达了强烈的生命诉求,成为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像。鲁迅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痛快和洒脱,巴金却呈现了复仇的现代困境,汪曾祺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或是人类和世界的思想投影。围绕"看不懂的新文艺"的争论是思想和文学协商的又一范例。参与讨论的各方思想不一,态度也不一,因而其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

摘要：莫言小说的可贵在于大胆突破固有禁区,尝试全新方式,带来异样或震惊(本雅明语)的体验。莫言的回归既是集体无意识的召唤,也是对民族传统的寻根。作为有意味的形式,莫言提供了主体间性和复调的文本解读可能。莫言小说的叙事视角从单一走向多元,显现了和而不同的日常生活景观。在长篇小说多元化的今天,莫言重新审视故事与长篇小说的关联,实际上是民族历史日常生活的艺术策略。莫言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对50至70年代文学的反拨和超越之上。人物或事件审美化为符号,历史退居幕后,充当背景。莫言构筑了瑰丽奇异的乡土世界,呈现了日常生活的辽阔和繁华。从日常生活出发,莫言突入时代和社会,透视了人的挣扎、抗争、选择和反省。

摘要：日常生活成长为长篇小说和当代文学批评新的话语和空间中心。在长篇小说中,日常生活作为社会症候和现实缝隙的体现,用罪案寓意日常生活畸变,且以女性视角细腻、敏感地还原了日常生活,并审视日常生活背后的含义。日常生活转向是时代的要求,对长篇小说而言既是开放又是深化。人或生命这一日常生活性母题成为作者聚焦的中心,压力和孤独的体验将悲哀突显出来,升华为审美对象:一是人的日常生活化,二是日常生活反思和重建。社会问题和现实困境筑成了长篇小说高地,批判精神和启蒙自觉也塑造了长篇小说的反思品格。一方面,日常生活成为反思的领地,呈现了浮躁喧哗背后的疮痍和创伤;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作为乌托邦的符码,寓示了拯救和再生产的可能。

摘要：《活着》是与世界相伴的永恒性思想文本,故事的"寓言"性塑造了打动读者的"时间"形式,其最大魅力在于苦中作乐,在坚韧的态度上讲述土地的广袤和深厚,聆听历史的回声和集体无意识的交响。余华致力于个人的强大,以倔强和坚硬的方式直面人生,任何残酷的剥夺都不能动摇来自内心深处的意志。作为仙界的精灵,"白鹿"在《白鹿原》中的化身分别为白氏父女,即白嘉轩和白灵,及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是古老而厚重的大地成就了其生命,也是集体无意识活现了其灵魂。《丰乳肥臀》最冠冕堂皇的秩序却藏了最令人触目惊心的颠覆,反讽背后有文化和政治的大背景在。

摘要：对奴性的憎恨是周作人人道主义思想的支点,求学江南水师学堂时的周作人主要是在反抗奴性的人道主义追求上表现出现代精神来。早期周作人对自我和生命的体验酝酿和构筑了他后来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形态。周作人人道主义的取向发生了从个人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他号召把短暂的生命投入到永恒的民族国家事业中去。周作人人道主义思想的独特表现在他对悲哀的思考上,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小民族国家的绍介也使他把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结合了起来。周作人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刻性和现代性还表现在他对女子和儿童问题的关注上,呼吁改变女子与儿童的社会弱势地位强化了他人道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摘要：新派中人激进主义的立场已经超越了单纯利害上的考量,而具有政治和历史的意义。在周作人看来,中西医论争的性质归根结蒂是复古与现代两派的对立与决战。"不想拼命"的心理底线让周作人别转方向,最终纳入复古与维新的框架来应对。周氏在中西医之争上的态度是他知识分子启蒙和救赎立场的结果。周作人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套人的现代原则,从而规避了可能带来的背反困境。面对来自权力的舆论箝制,周作人在文学上的办法是言此而意彼的冷嘲热讽。五十年代以后,周作人的调整或再描述的行动与方式是当时改造中的知识分子重新确立个人与国家和人民、个人与政治和革命关系的反映。

摘要：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考察,即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其小说创作视角往往汇聚在日常生活周围,构建日常生活诗学。他并不拘泥于还原现实和重述故事的浮泛观照,而是洞幽烛微的汇聚和提升,写来力透纸背,犀利尖新。刘震云强化了寻找的情节和思想内蕴,而其根蒂就在日常生活意义的认可和探求。和对这一世界的进入相一致的是,说话成了他构建世界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主要方式。小说中的风俗人情和日常生活里的村市智慧呈现了古老中国的现代世界。

摘要：周大新"创造出的那个世界"之所以吸引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写活了人心和人性,具体表现在对阴谋的揭示和开掘上。周大新搁置善与美的理想,审视丑恶的合法性,建构人类生存的诗意空间,其"慧眼"不仅在于反省了盲目的进化乐观,而且还深入到个人生命的丰富体验之中,直面人本性的挣扎与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