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古炉》以事为主,展现了村民群像的话,那么《带灯》更突出了个体的"人",是改革时代的英雄颂歌。贾平凹的乡村"圣像"客观上拉开了与狂热无序的异化环境之间的距离,好像现实社会的镜子,构建了意义生成的张力空间。《古炉》和《带灯》加大了高潮环节的写作力度。这一处理显然带有作家平衡和补偿的企图,以克服因琐屑的日常生活叙事而可能伴生的冗长和沉闷之弊。贾平凹在记述膨胀着的物质欲望及其罪恶的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堕落和可怕。围绕着善恶冲突,贾平凹呈现了三种情节力量:一是人情事理的守望者,二是邪念贪欲的附体者,三是惩恶扬善的权力者。与火热而伟大的时代相应,两部小说都瞩目于生命和人性的纠结与张扬。

摘要：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得益于"写实"的兴起,文学进化观、"忠于地"(尼采语)等都是文学姿态调整的反映。作为现代思想的结果,人的文学的生成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生产力,引领文学在回归自身的同时也走进了现代生活的深处。日常生活向度扩大了文学空间,提升了现代启蒙品格。同是表现复仇题材,不同作家的处理显然参与了因思想歧异而形成的文学方案和启蒙方式的并立。复仇凝聚了强烈的生命诉求,复仇成了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象。鲁迅不失痛快和洒脱,巴金呈现了复仇的现代困境,汪曾祺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或是人类和世界的思想投影。围绕着"晦涩"的"看不懂的新文艺"的争论是思想和文学协商的又一范例。

摘要：《洗澡》堪称《围城》续写,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审视和反思之作。在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建构上,个人空间始终以和解的方式顽强地表现着自身,改造的最高境界是个人空间行使了公共空间的职能,甚至超越和置换了公共空间。姚宓的意义在于跳出了物质世界的藩篱,拥抱了新中国的"早春",她低垂流泪的瞬间,堪称全书中最令人感动的细节。杨绛有意淡化政治书写,而在详略和叙事上微露倾向性,纤柔、委婉的风格本身就是一种姿态,一种对于简单的改造方式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