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作人的"留平"选择是他"自然"思想的必然结果。思想和文化的平衡和用世是周作人战时考量的中心。从不说话到说话的转变寓示了周作人为人思想的建立。接受教育总署伪职的选择是他唯理思想的结果。周作人自居儒家,其选择也富于儒家精神,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人思想。战时周作人自称儒家的原因是疗救策略的考虑,是他文化药方的选择。周作人提倡道义之事功化,出任伪职未尝不是他思想的一种姿态,是他自然化伦理与现实干预两相调和的结果。周作人的战时选择是沦陷区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案例,也是他思想入世的知识分子的确证。战时周作人的选择出之于自然与自我,已超越他个人的悲剧,值得反省与深思。

摘要：复仇是新文学的一大母题。近现代中国贫弱和耻辱的灰色境遇激发了以家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悲壮和忧愤的民族自觉,复仇成了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象。鲁迅《铸剑》的重心和巧妙在于复仇过程和复仇方式上的设计,"后复仇"情节成了复仇之上的复仇。巴金是在复仇的沉思中完成了思想和启蒙的另一种文学选择。汪曾祺复仇者为父报仇的永恒模式成了心灵扭曲和罪恶的象征。曹禺借复仇书写生命的原始强力,同时也写了人的现代困境。茅盾《参孙的复仇》的意义是多重的,除复仇的多向外,还有对女性和自己的复仇。近现代中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集体记忆使得复仇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便捷途径。

摘要：路遥文学资源中最重要的遗产可能是其有关生活的苦难哲学。路遥的苦难情结是其崇高思想和人格的如实写照。他始终歌咏理想,赞颂劳动和土地,并把幸福真正建立在上面。路遥从不轻视独立、敏感的心灵,但却更为看重人民和生活的天地,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充分、深入地理解其作品朴实、深沉、炽烈而又壮丽的风格和追求。从写作伦理出发,即便可以展开和设置小说意义生成可能性或复杂性的角色,也很容易因为苦难精神的缺失而受到冷落。路遥作品普遍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对自己最熟悉的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生活的有力再现。路遥的苦难意义也许就在"过渡"。

摘要：路遥资源中最为重要的遗产恐怕是他有关生活的苦难哲学。路遥的苦难情结是他崇高思想和人格的如实写照。路遥始终歌咏理想、赞颂劳动和土地,并把幸福真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上。路遥从来也不轻视独立、敏感的心灵,但却更为看重人民和生活的天地,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充分、深入地理解他作品朴实、深沉、炽烈而又壮丽的风格与精髓。从写作伦理出发,即便可以展开和设置小说意义生成可能性或复杂性的角色,这些角色也很容易因为苦难精神的缺失而受到冷落。路遥作品普遍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自己最熟悉的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生活的有力再现。路遥的苦难意义也许就在"过渡"。回眸路遥,可以说是仰慕文学理想年代的繁华,凭吊文学永远的精魂。

摘要：李健吾的戏剧人物多为旧式,性格偏传统一面,带有旧式的温情和感伤,缺乏淋漓的决绝和凄厉的呐喊。李健吾戏剧人物的塑造在不同形式上探索了向善的可能,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和社会价值。李健吾的戏剧人物多呈现一种寂寞的姿态,这种寂寞姿态的艺术反抗,使其孤独与艺术达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摘要：莫言以旁观者的身份建构"差异",以疏离姿态呈现反抗意识和众声喧哗之势。《生死疲劳》的叙事出于民间立场,在疏离的意义上寄托了对于人性的观照。平行的参照空间的设置,用以审视和解构人类社会的逻辑。莫言得益于"因"和"成",其"法"就是"疏离",就是对于惯常思维和僵化日常生活的批判和超越,以反其道而行之的疏离之式制造了反审判的架势。莫言以反现代的方式塑造现代,以朴素、本真的信念凸显浮泛虚伪、随波逐流的现代丑恶。不同于政治之"红"和情色之"黄",蓝氏男人打造了半个世纪的理与情的纪念碑。莫言在现世和轮回之间建立了互为注解的关系,而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轮回。

摘要：周作人以"人"作张本,吸引了一部分赏识"个性主义"的朋友和弟子,有意识地在自己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上发出独特的声音,定县之行就是这样实践的结果。从历史上看,周作人定县的成行至少可在近和远的两个方面来考察。在身列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间,底层立场的德先生和实事求是的赛先生是很多知识分子据以自律和斗争的资源和利器,周作人也同样如此。思想、性格和处境的关系最终促使周作人选择了启蒙的精英立场,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往民间去"(V Narod)的社会行动(救亡)方案。定县之行带给惯于书房的周作人以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周作人对于知识分子启蒙的再认识和调整。

摘要：日常生活成长为长篇小说和当代文学批评新的话语和空间中心。在长篇小说中,日常生活作为社会症候和现实缝隙的体现,用罪案寓意日常生活畸变,且以女性视角细腻、敏感地还原了日常生活,并审视日常生活背后的含义。日常生活转向是时代的要求,对长篇小说而言既是开放又是深化。人或生命这一日常生活性母题成为作者聚焦的中心,压力和孤独的体验将悲哀突显出来,升华为审美对象:一是人的日常生活化,二是日常生活反思和重建。社会问题和现实困境筑成了长篇小说高地,批判精神和启蒙自觉也塑造了长篇小说的反思品格。一方面,日常生活成为反思的领地,呈现了浮躁喧哗背后的疮痍和创伤;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也作为乌托邦的符码,寓示了拯救和再生产的可能。

摘要：莫言小说的可贵在于大胆突破固有禁区,尝试全新方式,带来异样或震惊(本雅明语)的体验。莫言的回归既是集体无意识的召唤,也是对民族传统的寻根。作为有意味的形式,莫言提供了主体间性和复调的文本解读可能。莫言小说的叙事视角从单一走向多元,显现了和而不同的日常生活景观。在长篇小说多元化的今天,莫言重新审视故事与长篇小说的关联,实际上是民族历史日常生活的艺术策略。莫言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对50至70年代文学的反拨和超越之上。人物或事件审美化为符号,历史退居幕后,充当背景。莫言构筑了瑰丽奇异的乡土世界,呈现了日常生活的辽阔和繁华。从日常生活出发,莫言突入时代和社会,透视了人的挣扎、抗争、选择和反省。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得益于写实文学观的提倡,文学进化观、"为人生"派等都是文学姿态调整的反映。文学向日常生活迁移。思想革命开辟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新领域,而日常生活文学的生成又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生产力,在引领文学回归自身的同时也走进了现代生活的中心。鲁迅、巴金和汪曾祺对于复仇题材的兴趣和书写体现了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复仇表达了强烈的生命诉求,成为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像。鲁迅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痛快和洒脱,巴金却呈现了复仇的现代困境,汪曾祺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或是人类和世界的思想投影。围绕"看不懂的新文艺"的争论是思想和文学协商的又一范例。参与讨论的各方思想不一,态度也不一,因而其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