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早期歌剧作为“新歌剧”的早期样式,遵循歌剧创作的一般原则,汲取中国早期儿童歌舞剧、苏区小歌剧、“左翼”歌剧及国统区歌剧探索经验,呈现出有别于“正歌剧”风格“全唱型”歌剧的体裁特征,以及以音乐为主要表现手段的“音乐戏剧”本质属性,展露出力图构建戏剧矛盾冲突并发展的创作手法,初步显现“以音乐承载戏剧”的“歌剧思维”。又由于其大部分唱段保持“歌谣体”风格,导致其音乐本身的“冲突性”不强,进而弱化了音乐的戏剧表现功能,展现“歌曲剧”的特点。不过延安早期歌剧为后来秧歌剧、延安后期歌剧的出现提供了文化积淀,其历史地位不可忽视。

摘要：中国民族歌剧“话剧加唱”和作为“综合艺术”的体裁特征决定了其戏剧表现手段的多元性,故与“全唱型”歌剧相比,在戏剧性建构和表达上更多地依赖了非音乐的其他因素。板腔体唱段作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识别特征,具有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思想主题以及推动情节发展和矛盾展开的戏剧功能,但非戏剧性的集中体现。中国民族歌剧作为一种借鉴戏曲并在戏剧性建构和表达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歌剧样式,是歌剧这一西方戏剧样式在中国得以本土化改造的结果,对中国歌剧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20世纪20年代的广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见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大革命的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广东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并创造性地运用音乐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由此,从20年代初开始,不同版本的《国际歌》在广东得以传播。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紫金地区的工人夜校便已开始利用音乐进行宣传教育;大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对粤剧剧社进行改造,并高度重视粤剧、粤讴等广东民间音乐在宣传教育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对工人、儿童宣传人才的培养,同时通过拓宽宣传渠道,提升了宣传力度,特别是日刊《工人之路》及时通过众多高质量的歌曲呼应革命形势宣传,极大地推动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广东工人运动中所运用的音乐丰富、全面,其音乐活动极具组织化特点,成为推动革命的重要力量。

摘要：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歌谣”充分利用了中国民歌,于是便有了根据传统民歌音调重新填词的新民歌。“革命歌谣”对民歌的利用,体现出循着军事斗争进程、在何地打仗就运用何地民歌的特点;不仅利用革命根据地民歌而且还启用革命根据地民歌手的特点;一曲多用和在音调选择上不拘一格的特点。这种作为“革命歌谣”的新民歌还展露出传统民歌重词轻曲的价值取向,并延续了传统民歌的“救星崇拜意识”和批判精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歌谣”对民歌的利用体现出一切都旨在满足军事斗争需要的实用理性精神。

摘要：中国古代的俳优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作为统治阶层豢养的奴隶,地位卑微却又接近最高权力,既受到恩宠却又被人鄙夷,故而这一群体养成集自卑与智慧于一身的人格。随着宫廷文化下移,包括俳优在内的大批宫廷艺人流落民间,将自身携带的宫廷艺术与民间艺术相结合,进而促进了民间“百戏”的发展,并在表演过程中体现出“逢场作戏”的表演特征,尤其民间优舞在角抵戏和参军戏中更是有着集中体现。因此,将俳优视为中国戏曲的世俗性源头并非毫无道理。

摘要：歌手刀郎创作并演唱的歌曲《罗刹海市》,通过对传统曲牌的经典传承、在伴奏配器上的创新演绎,完美将传统二人转靠山调曲牌与新时代音乐审美融合,并在语言表达上以民间话语体系为基础,形成“时尚回归”的新面貌;在音乐风格上,以浓郁的地域特色、趣味的叙事表达和充足的想象空间为特征,以突出的“共情体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与此同时亦暴露出当代音乐传播中商品价值远高于艺术价值的倒挂现象,不利于大众音乐良性发展;但这种以传统音调为基本素材的当代流行歌曲创作新模式,不失为一种将民间音乐置于当代语境传承中焕发新声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