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刻帖与宋代、清代刻帖不同,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宋、清帝王刊行有众多官帖,而明代帝王却没有刊行官帖。明代只有藩王、书家、文人官僚、藏家、刻工等镌刻有刻帖。＂明代藩王刻帖＂指的是明代藩王所刊行的刻帖。明代一些藩王喜欢镌刻刻帖。

摘要：明代帖学大兴,刻帖分布范围广泛,但极不均衡,地域性突出。这与宋代刻帖地域分布较均衡的情况截然不同。宋代刻帖在今河南、浙江、江西、山西、湖南、安徽等省均较发达,而明代刻帖主要集中在今江苏、上海、浙江和安徽一带。此地帖学鼎盛,这一势头一直延续到清代,几百年间长盛不衰。

摘要：明代后期刻帖繁盛,数量众多,大部分为私帖。私帖撰集者选帖主观性更强,刊帖目的呈现出多元化倾向。万历中期以后出现了三种在选帖上极具特色的刻帖——地域性断代丛帖、诰书个人丛帖、名家赠言断代丛帖,为明人首创,前代所未见。它们除了具有书法价值外,还具有极强的文献价值。但目前关于这些刻帖的研究尚显不足,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可能。

摘要：明代丛帖普遍编刻有标题与刻款,其版式兼顾实用与审美,相较于宋、元丛帖,更新颖、清晰、醒目、整饬、规范、美观。丛帖的学术性亦得到了提升。明代丛帖标题与刻款的书体丰富,篆、隶、楷、行、草五体俱全;卷标题的书体多为隶书或篆书,刻款多为篆书;字径较大;一些明代丛帖采用齐头式标题或阶梯式标题;一些刻帖借鉴墨迹的样式,在标题、刻款附近编刻印章。丛帖标题与刻款的版式在明代已经发展成熟,清代丛帖多仿明代丛帖版式。

摘要：明代刻帖以南直隶的常州府、苏州府、松江府、徽州府和浙江布政司的杭州府五府刻帖业最为鼎盛,刻帖数量约六十余部,占明代刻帖的近一半。内容和形式多有创新,质量精良。此五府刻帖在明代帖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就常州府、徽州府、杭州府刻帖的底本、选帖、编刻体例、帖主身份、刻工、质量等方面进行研究,总结其特点。常州府刻帖在江南地区发端早,质量精,编刻体例多有创新,引领江南刻帖风气之先。徽州府刻帖的刊刻者多为书画商人,善于宣传和经营,此地刻帖底本级别高、多真迹上石、制作认真。浙江布政司刻帖的刊行者以文人官僚为主,制作不惜工本。杭州府海宁陈氏家族为其中坚,刊有大量刻帖。

摘要：明代帖学与书学发展同步。苏州府、松江府是明代中期和晚期书学的中心,同时也是明代帖学的核心地带,它们是明代刻帖数量最多的两个府。大批著名刻帖诞生于此,如《停云馆帖》《戏鸿堂帖》等。苏、松二府刻帖各具特色:苏州府刻帖大量刊入宋、明人书,为晚明浪漫书风打下基础。形式多样,帖内法书的书体丰富,编排更合理。吴门刻工甲天下,并向全国输出。此地刻帖以文徵明家族刻帖最为著名。松江府刻帖数量称冠全国。极力宣扬本地域书家,与吴门书家争胜。家族自刻个人丛帖为主流,董其昌及其亲友团为晚明松江府刻帖的主要力量。松江府刻帖妍媸参半。著名书家是苏、松二府刻帖发展的强劲引擎,明中期、晚期的两位书坛领袖——苏州府的文徵明和松江府的董其昌是其中的关键性人物。

摘要：拓帖所用纸、墨会影响到刻帖拓片的效果。明代是制纸业和制墨业的高峰期,明代纸、墨制作工艺的进步对提高刻帖拓片的质量大有裨益。在拓帖用纸方面,宋代拓帖多用麻纸和棉纸;明前期多用棉纸,中后期多用竹纸。明代改良了宋代原有的纸品,尤其是竹纸品质明显提高,并创造许多新的优秀纸品。整体看来,明纸较宋纸更薄、更光滑细密、更绵韧,能更好地表现出拓本中点画的细微变化和法书的风神。在拓帖用墨方面,宋帖多用松烟墨,明帖多用油烟墨。油烟墨黝黑泛光,明拓更富光泽,明艳动人。为了保证质量,一些明代著名刻帖的撰集者选用优质的名纸、佳墨拓帖,也有自造纸墨拓帖者,还有少数撰集者崇古尚奇,用古纸、古墨制作仿古拓。

摘要：蔡襄是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创"飞草书"。但是关于蔡襄"飞草书"的研究甚微,故而产生了许多误解。如明代娄坚将飞草书解释为"渴笔草书",今人曹宝麟先生指出蔡襄《陶生帖》为飞草书代表作。二种论述皆非。蔡襄的飞草书应为用散笔书写的草书体飞白书,飞、白、草、散笔四要素缺一不可。本文将主要从历史文献入手,并结合实证材料,对飞草书进行释义,考察飞草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风格特征,并阐述其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