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网民基数不断增加、5G网络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展,促使短视频成为这个内容时代的重要信息载体,引发了受众广泛关注。本文以主流媒体在短视频平台的实践为对象,以主流媒体在抖音上开设的机构账号为样本,并对其在2020年推送的视频内容进行了采集,采用聚类分析法将媒体抖音号分为三类群体。在此基础上,基于发布指数、播放指数、关注及互动指数等指标对不同行政级别的媒体抖音号的表现进行评估。

摘要：互联网平台日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引导和主流价值观传播的主阵地,社会个体的媒介使用行为与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通过一项针对珠三角地区6855位青年的问卷调查,研究青年互联网平台使用对其意识形态传播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主流媒体接触在青年互联网平台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之间呈现显著的中介效应。青年互联网平台使用频率越高,对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和接触主流媒体的频率越高。青年接触主流媒体频率越高,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态度越积极。并且,根据不同类型平台的中介效应量,区分了“渠道型”“载体型”和“共同作用型”三种传播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主流媒体对青年意识形态的引导策略:在渠道型模式下主流媒体应保持专业媒体内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载体型和共同作用型模式下可与平台加强新媒体内容策划,提升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仪式感。

摘要：本文通过对48家媒体2016年新年献词进行话语分析,研究不同类型媒体在面临纸媒生存危机的热点时刻如何建构其职业权威。研究发现,党报的生存合法性主要依附于"执政合法性"完成职业权威的自我建构,都市报晚报等市场化报纸的新年献词主要使用"绩效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历史合法性"这三种来源建构媒体的职业权威。这些话语大体发挥两种价值功能或表述两种社会意涵:一是发挥文化价值功能。媒体试图重建职业社群与社会大众对传统新闻业的信心,以此建立他们对新闻业的重要性和价值规范的清晰认知;二是发挥象征资源功能。它不仅为当下报业转型提供正当化理由,寄望于报纸加速转型,再续报业曾经的辉煌,而且发挥其内在的改革诉求功能,呈现出媒体对报业改革的路径判断和观念更新。

摘要：本文梳理和归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四个历史时期对外传播思想的主要特点和变迁轨迹。研究发现,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观念经历了从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援助,到让世界听见新中国的声音、树立和传播良好的中国国际形象,让世界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变迁轨迹。这些观念具有延续性,同时也不断发展、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传播领域的守正创新。回顾党的百年对外传播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国际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经验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摘要：针对中国内地调查记者行业的第二次全国性普查,与六年前进行的首次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后发现:调查记者行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趋势,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调查记者行业依然由男性主导,且年龄结构偏向年轻化,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相对更高,从业经历也更加丰富;调查记者高度集中在7家传统媒体和2家新媒体机构,41%的调查记者工作地在北京,曾经籍贯最集中的"调查湘军"现象呈衰落之势;他们在择业动机、角色认知方面与首次调研结果高度相似,但职业认同感显著下降、工作自主空间有所收缩、职业忠诚度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自我报告的职业满意度并未出现显著下降,主要原因是新入行的调查记者和新媒体机构的调查记者的工作满意度相对更高。

摘要：以今日头条算法争议事件为例,考察以人民网为代表的党媒、以都市报为代表的市场化媒体、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聚合类平台媒体公司、以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以新浪和网易等为代表的门户网站等五类行动主体,针对算法正当性进行话语建构或消解的过程,由此把握技术进场对既有传播权力格局的影响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焦虑。研究发现,平台媒体、互联网巨头、门户网站主要从绩效正当性、规范正当性构建算法话语的正当性,而党媒和市场化媒体从价值正当性、规制正当性消解算法的权威。同时,市场化媒体在融合转型过程中不断加强技术采纳,呈现出规制正当性与绩效正当性话语交织的特征。总体上,这五类媒体行动者之间的话语互动浮现出同构、对抗、规训、合谋等四种关系。算法争议的原因表面上是技术正当和人本理性的冲突,实质上则是意识形态与技术平台围绕传播效果展开争夺,而且政治权力可以在价值层面有效驯化技术或对技术进行矫正,并在话语公开规训的过程中得到强化。此外,平台媒体通过向主流媒体反哺技术和共享数据资源,增加政治资本和争取专业媒体的认同,努力巩固自身运营的正当性根基。

摘要：以党团关系为视野、以@共青团中央微博为研究对象,运用传播调适概念来理解共青团中央如何通过新媒体传播来体现自身的使命担当。研究发现,共青团中央主要通过价值观培育、权益维护以及心理建设等三个层面进行传播调适。价值观培育层面更加注重"替党分忧",团中央主要通过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话语建构帮助政党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巩固文化领导权;权益维护和心理建设则更加注重"为民谋利",共青团中央既促进青年权益保护等实际的"问题解决",又针对青年实施其成长过程中的"心态调适"。总体来说,运用社交媒体进行的新媒体传播成为团中央提升政治影响的理性选择,其宣传模式既包括对话语的调适,还依托整个团组织系统内部的动员,以此完成众包化生产以及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它所代表的新机关媒"话语调适+组织动员"模式与新党媒构建的"话语调适+资源整合"模式,共同完善和丰富了多样化、分层化的传播体系。

摘要：介绍以算法为核心技术的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行业中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分析算法、人工智能给新闻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围绕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做好新闻舆论与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推动主流媒体在移动客户端等领域积极运用算法技术,跟上人工智能化的发展潮流;对新闻传播人工智能化、算法推送的负面效应实施必要矫正;促进人工智能时代网络舆论和意识形态治理研究。

摘要：以移动智能终端为传播载体,依托移动社交平台与社交链条,播放时长在数秒到数分钟之间,作为具有这些特点的视频内容产品,短视频正在快速流行。近年来,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可谓迅猛,越来越多普通网民习惯运用短视频来记录生活和表达观点,媒体逐渐把短视频作为内容形态变革的主流趋势,同时,以梨视频、抖音。

摘要：3G改变通讯,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当前,关于5G技术的各种应用场景的探讨,如云VR/AR、车联网、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无线医疗、社交网络、智慧城市、联网无人机等,尚处于探索和预测阶段。不过,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已开始深刻重构新闻传播格局和网络舆论生态,同时,也为新技术环境下的舆论引导带来新挑战。本文简要分析5G时代信息传播业发生的变革,继而探讨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可能出现的新趋势,最后就对外传播工作如何创新提出一些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