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物质条件简陋、人才储备不足、创作经验欠缺的情况下,上海剧艺社的舞台美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存在诸多局限。在困境中追求严谨和创新是其基本成绩,写实主义的主流与诗意形式的探索是其主要风格,物质条件和美学观念的束缚是其难以避免的历史缺憾,而过度的世俗做派则影响了其艺术整一性。

摘要：上海剧艺社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贡献与其颇富现代意味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息息相关。上海剧艺社的经验教训说明,组织管理的职业化和社会化是剧团体制现代化的主要表征,也是促进剧团稳步前进和话剧艺术健康发展的重要驱力。

摘要：上海剧艺社（简称“上剧”，1938—1941，1946—1948）是孤岛时期存续时间最长、演出剧目和场次最多、艺术成就最高、社会影响最大的话剧社团，也是战后剧坛的中坚力量。在四年多的演剧历程中，“上剧”推出剧目68个，上演场次近2000场，培养了数十位成绩卓著的舞台艺术家，这些突出的艺术贡献使之成为抗战时期上海剧运的一面旗帜，也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摘要：通过与相关剧团的比较考察,上海剧艺社作为孤岛剧坛的中流砥柱和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代表性剧团,其舞台艺术整体化的突出价值、建构路径及其历史性缺憾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整体化是话剧舞台艺术发展的历史要求和必然趋势,对中国话剧的成熟起到了关键作用;整体化的呈现方式和建构途径可以是多样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其中的重要推动力,但不是也不应成为唯一的途径;整体化是舞台艺术走向成熟的起点和基本要求,而非最高目标。整体化基础上的个性化、风格化、民族化追求应是话剧舞台艺术更高的发展方向。

摘要：马俊山先生指出,国家化和市民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一组基本矛盾,走向市民化、拒绝国家化就成为中国话剧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这一论断对中国现代话剧整体而言具有普遍性,不过,孤岛话剧却是一个例外。以市民小我的民族认同为主要表征,孤岛话剧呈现出民族国家观念与现代市民意识合流的趋向,形成这一合流趋向的推手就是孤岛时期独特的政治和文化境遇。这一趋向深刻影响着孤岛话剧对现代意义上"人的戏剧"的贴合与背离,孤岛话剧的文化品格、艺术成绩与历史局限都与此息息相关。

摘要：以现代思想观念与审美标准来看,孤岛时期的历史剧存在题材单一化、人物类型化、史识片面化等不容回避的时代局限,尤其是舞台叙事存在显而易见的古今错位。为了缝合其间的错位,剧作家对历史和传统做了策略性的改造,这使得作品所呈现的历史其实已成为'被发明的传统'。在孤岛的特殊境遇中,这些'被发明的传统'恰恰满足了普通观众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迎合了这些'流亡'于自己国土的民众的'修复型怀旧'。因而,孤岛历史剧的成功,与其说是以独特的艺术魅力打动了观众,毋宁说更多是在特殊历史情境下以政治化的价值取向契合了观众的审美期待。艺术价值的弱化与政治意义的凸显,或许是孤岛历史剧最显著的文化表征,而暗藏其中的困惑与问题更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摘要：上海剧艺社通过丰富的舞台实践磨炼演员的'向心的表演',以'型式演技'和内在真实塑造人物,以集体效应和'齿轮演剧'追求演出的整体性,代表了孤岛演剧的最高水平,并为沦陷时期演剧的繁荣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不过,由于演剧体制的不成熟、演剧理论资源的匮乏以及演员自身修养的不足,孤岛剧坛所谓'演技的停滞'局面在上海剧艺社有着明显表现,这体现出其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在中国话剧表演史上,上海剧艺社的表演艺术理应占有一定的位置,其中的经验教训理应得到总结。

摘要：作为上海剧艺社的主要负责人,于伶在组织剧团、团结剧人、创作剧本诸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上海剧艺社成为孤岛剧运的中流砥柱。然而,在政治势力错综纠缠、商业做派五花八门、文娱市场竞争激烈的孤岛,领导着上海剧艺社这样一个带有浓郁政治气息的职业剧团开展演剧活动,于伶不得不在政治和商业的夹缝中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难免遭遇种种矛盾与无奈。于伶在上海剧艺社的贡献与无奈典型地体现着孤岛剧人复杂而微妙的文化处境,以及由此对剧人创作心态带来的深刻影响。

摘要：中国现代话剧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个剧团推动的。作为相对完整的组织共同体和相对复杂的艺术共同体,剧团对内是戏剧生产的基本单位,对外是与社会发生直接关联的最小单元。正常情况下,建立在职业化基础上的自主化、社会化乃至市场化,是剧团应有的立场和属性,而政治化并非剧团的固有品格。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