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刷单炒信作为一种新型的违法行为,有必要通过刑法手段来规制。与传统的扰乱市场秩序行为不同,刷单炒信直接侵害的是电子商务信用评价机制,并且其法益侵害还具有复合性的特征。从法教义学的角度来看,刷单炒信行为不宜适用非法经营罪来进行规制,因为这不但背离了该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也将进一步恶化其"口袋罪名"的现状。从犯罪构成要件的可能文意射程出发,辅之以适当的扩张解释,刷单炒信行为仍可以通过虚假广告罪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来予以规制。刷单炒信的司法认定,体现出网络时代刑法解释论对能动性、回应性和功能性需求的增强。打击刷单炒信,应当在电商平台多元治理的框架下进行。

摘要：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法院样板,诉源治理是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关键路径。然囿于关涉诉源治理的顶层设计暂付阙如,实践与理论对诉源治理存在一定误解,以致部分法院在践行诉源治理过程中存在诸多失范行为。为推进人民法院科学践行诉源治理,学界实有必要就诉源治理的正当基础与实践路径进行理论澄清与体系建构。基于功能论视角发现,诉源治理的正当性体现于为解决法院"案多人少"问题寻求破解之径,因应了人民群众多元解纷需求的供给侧改革,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出了具体方案,传承和拓展了"枫桥经验"法治文化。为进一步推广和践行诉源治理,人民法院应从末梢管理转向源头治理,从一元治理转向多元共治,从消极司法转向积极司法,从化讼止争转向少诉无讼。

摘要：对33个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样本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司法审查广度的整体性、司法审查深度的一揽式和司法审查厚度的可接受性,共同构成了争议解决实质性与表层性的区分标准。人民法院经由依法裁判和多元协调化解方式的结合,并辅以其他审判机制的灵活运用,实现了行政审判由敷衍性司法向回应性司法的转向。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具有诉讼基本功能、司法能力表征和诉讼行为形态的三重属性,其真正实现有赖构建科学的行政审判绩效考评体系、提炼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具体规则、健全行政案件繁简分流的机制设计、区分适用宣告性判决和引领性判决、规范三类协调化解方式的梯度适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理念践行和规范构造,有助于把我国行政审判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司法社会治理效能。

摘要：关于我国刑事判决已决事实对民事诉讼的效力问题,学界多植入域外已有判决效力制度规范或者理论予以研究,难免出现无法自洽之处。在我国制定法传统框架下,考察生效判决已决事实效力规则的渊源,以现行法规范解释为基础,兼顾刑、民两大诉讼形式相同而实质各异的事实认定思维路径,将刑事判决已决事实效力规则纳入证据规则范畴,明确其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效,并设计其具体规则,从而在保障民事审判权独立性的同时,有效发挥刑事判决已决事实对民事诉讼的作用。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第104号指导性案例表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难题是破坏行为认定。《刑法》第286条三款规定的破坏行为按本质特征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删除、修改、增加、干扰行为与制作、传播破坏性程序行为。根据计算机网络安全的评估要求,对破坏行为应以可用性和完整性作为判断标准。第286条第1款和第2款行为分别损害可用性与完整性,第3款行为则因破坏性程序设计不同而分别或同时对可用性与完整性造成损害。与其他破坏型犯罪中的破坏行为不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法益为集体法益,即承载着具体用户合法权益的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秩序,法益保护更为前置。

摘要：行业性劳动争议调解是我国当前正在努力探索与推动建立的一种劳动争议解决机制。通过与劳动仲裁、诉讼以及其他主要劳动争议调解机制比较可知,行业性劳动争议调解在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经济性表现存在一定的变数,当事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确定性制约了该调解机制的发展与利用。建议通过明确免除当事人在行业性劳动争议调解中的成本负担,推广政府向行业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来激发该调解机制的运行活力。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于2021年4月15日正式施行,标志着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其有效实施正逢其时。在知识经济模式与风险社会背景下,生物安全风险凸显,制定并实施生物安全法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也值得从学理上进行深入研讨。通过对生物安全法主要内容的宪法学解读,可以感知制度设计中贯穿着的“人类与生态共同利益中心”的宪法理念;以广义生物安全内涵为制度的逻辑起点,注重对个体生命健康权的保障;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之中,制定高位阶的生物安全法并实现体系化;强化预警机制和应急响应机制对生物风险的有效防控。在生物安全法的实施路径上,体现出从理念到制度再到机制的宪法逻辑。

摘要：将外观设计与发明、实用新型合并于一部法律,滥觞于作为现代专利法雏形的《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形成于1944年《中华民国专利法》。1984年立法者选择将外观设计制度纳入专利法源自立法便利选择。从国际角度而言,存在以日欧为代表的单独立法模式、以英法为代表的专利版权双重保护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纳入专利制度保护模式。美国模式具有历史偶然性,并且在船舶外观设计、时尚外观设计等方面存在单独立法的积极探索,单独立法代表了主流趋势。基于产品的功能性和设计的非功能性,外观设计制度与专利制度不会内生出共性的法律规则。我国外观设计法律实践在授权确权、侵权判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非内生共性规则的简单参照。可以考虑在此次修订专利法时将共性条款规定于总则后,将外观设计相关规定独立成编,未来尽快研究形成独立的外观设计法,立足外观设计根本属性建构客体主体、授权确权、侵权救济等规则,实现外观设计单独立法、内在协调、立体保护、创新发展。

摘要：针对"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是为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助于将预防为主环保原则落实于诉讼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作为核心要素的"重大风险"仍存在内涵模糊、认定主体错位、认定路径不清等认定困境.为此,应逐一做以下完善:通过界定基础对象和划定程度要求,进而明确内涵;矫正认定主体,澄清法院是唯一决定性认定主体,但同时为行政机关和专家辅助认定设计制度渠道;最后,还应适宜地构建具体认定路径.

摘要：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加快制定《知识产权基本法》这一知识产权领域基础性法律,是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快实现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需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的迫切需要,是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现实考虑。在《知识产权基本法》的指导思想中,需要坚持保护权利、促进发展、开放互惠,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法律制度顶层设计,夯实社会治理法律基础,建立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产权机制,形成有效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推动实现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知识产权基本法》立法需要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严格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知识产权运用的关系、法律规范与公共政策的关系、知识产权基本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国内立法与国际规范的关系。《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激励创新原则、私权神圣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严格保护原则和高效运用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