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运河文化是我国代表性区域文化之一,深入挖掘、整理大运河文化,就是要保护、传承、利用好大运河沿线的传统建筑及人文景观等物质载体。图式理论的介入为传统人居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根据相关案例,本文推导出淮安"三联城"图式系统为语(词)汇、语境、语(句)法及语料(库)几个方面。

摘要：独立动画和商业动画有着明显的区别。本文试图从独立动画的四个心理维度——意识层面、功用层面、关系层面和审美层面出发,阐述独立动画中说从"表现"到"表达",再到"表现与表达融合",最后抵达"超越单纯的表达和表现"的过程,试图厘清这其中包含的情感需求、艺术疗愈、多元文化和灵感创意等信息。

摘要：在环境友好型及资源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下,文章通过调研饲主获取到28项需求点,运用QFD与TRIZ模型理论分析在人猫共生的居住空间中,通过功能共享、模块化及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考量来设计一种具有生态特征的人猫共用家具,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升空间的利用率,减少家具的重复购置或功能闲置,降低资源消耗,以实现人宠共生居住空间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摘要：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遭到屋大维放逐后创作的《哀歌集》第二部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艺术自治宣言。他用大量例证和归谬法证明,生活与艺术是彼此独立的领域,诗人有根据个人才能和性情选择题材的自由,读者也有解读作品的自由,统治者无权对作品进行道德审判。在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化秩序中,奥维德远离政治的艺术自治观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置于西方古典诗歌演进的大框架中,奥维德的这首诗也表明,艺术与权力二者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摘要：从《论语》中“文德”“吾道一以贯之”“学以致其道”三个词语出发,研究它们对刘勰、韩愈、苏轼、二程等的影响,足资证明《论语》是后世载道观的伟大源泉。从孔子提出“文德”,到刘勰论述“文德”,已经实现了从“文的礼乐论”到“文的本体论”的转换;孔子提出“吾道一以贯之”,“贯道”仍是“贯礼”,韩愈及其学生李汉则将其文学化,“贯道”是在平衡地处理“文道”关系,并取得了“贯道”与作文的双丰收;孔子主张“学以致其道”指向的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大道”,二程将艺术创作与致道相对立,致道是为“修德”,所以不及“文”的艺术性问题,苏轼则强调“文”与“道”结合,表现“道”亦演进为表现日常生活,其骄人的文学成就证明了言道、致道、载道一样能创造伟大的艺术。在创作中肯定“道”的重要性,并不必然地减弱文学的审美性。

摘要：艺术史学科在中国的发生首先与“美的艺术”观念的传入相关。但实际的艺术史书写情形却没有通向艺术史而是拐向艺术门类史书写轨道,陆续出现文学史、戏曲史、美术史和舞蹈史等四种中国艺术门类史书写。艺术史学科在中国发生的动力在于适应新兴现代大学制度的教学需要,体现出带有中西融合特点的历史观的现代跨文化转型态势,也同时就是新的艺术概念的现代性转型过程,更与其时风起云涌的民族精神自觉及传统重构需要密切相关。艺术史的学科特性如下:物媒性、史料性、历史意识、科学性和艺术观念异通性。艺术观念异通性是核心特性。正是这种特性让艺术史家始终秉持跨门类艺术史的宽厚视野,从而可以在各艺术门类史的间性研究中把握艺术史。但也需同时考虑艺术史书写的非单一性和多元化以及自反性。

摘要：近半个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作曲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作曲观念与技术,不仅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作曲技术进行了完善与发展。其中,中国作曲家更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罗忠镕对于序列技术和音级集合理论的创新运用与发展极具代表性。早期罗忠镕通过强化五声性特征实现了西方技法与中国风格的协调,随着对相关技术的深入研究和了解,他逐渐运用音级集合理论对音高序列的组合性特征进行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独创了"五声性十二音集合"的创作理论和方法,在完善和发展相关技法的同时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与创新。

摘要：口琴合奏曲《沈阳月》是作曲家张季让和王沛纶以九一八事变为题材创作的大型作品,也是东北抗战期间出现的唯一器乐作品,可谓"国耻之悲鸣";由罗家伦作词、张沅吉作曲的艺术歌曲《春恨》是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仅有的作品,是"国难之哀歌"。这两部作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由于特定原因而流传度不高,被世人几近遗忘。逢抗战胜利七十五周年,笔者通过对这两部作品创作与流传的历史情况,以及其艺术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与分析,以示对战争创痕的永久纪念。

摘要：中国早期钢琴音乐,在初期有一些模仿西方作曲家风格的作品,但民族化与个性化是众多作曲家创作追求的方向。和声作为音高组织的核心手段,成为体现民族性表达的重要元素。这一时期钢琴作品中五声性旋律的和声,是以借鉴西方七声自然音调式三度结构的和声为基础,结合我国五声调式的固有特性和民间的多声特点进行风格化处理。文章归纳和梳理了这一时期钢琴音乐创作中和声方法的借鉴、融合、创新及其发展脉络。

摘要：中国作曲家对五声性旋律与西方多声技法结合的探索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1979年期间是他们探索五声性旋律与调式和声结合运用的重要时期,是民族音乐语言与西方和声语言走向“水乳交融”成熟状态的关键时期。该时期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中,五声性旋律与大小调体系、七声自然音调式、调式交替、调式复合、多调性等手法的结合运用形态均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走向成熟。为五声性旋律配置和声的处理方法的成熟,对于80年代后五声性旋律因素作为“基因”与多样化现代创作技法融合与重构的全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