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姚亚平教授《中国歌剧的分类及其不同理念》一文,依据其与众不同的分类标准和歌剧理念,将中国歌剧界普遍认可的“五分法”简化为“三分法”,在指出其不足的基础上,以“新三分”取而代之,并就其中“西体歌剧”和“中式歌剧”两个主流类型及其艺术特征做了较详尽的阐发;又对中国歌剧的历史起点、民族歌剧概念等命题发出质疑。这些观点和理论,尤其是“新三分”及“西体歌剧”“中式歌剧”诸说,事关中国歌剧史论研究中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就此展开友好讨论和辨析,看来甚为必要。

摘要：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态势良好,但“西强中弱”比例失调现象依然严重。周恩来总理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多年来音乐舞蹈的症结,在充分调研和反复酝酿的基础上,提出了“中西分开,先分后和”的教育模式。通过两次开会讲话、一次内部座谈,晓之以理,转变观念;周密部署,果断执行,在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讨论过程中,积极推进,最终成立了以培养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创作和表演的专门人才为宗旨的高等艺术院校——中国音乐学院。

摘要：街道不仅是客观中立的物质空间,更是表征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的社会空间。权力阶层通过街道空间组织形态、符号象征等空间要素的生产,对民众实施了隐性支配,完成了权力关系的再生产,这个过程被称为文化权力的空间化。本文通过对街道文化权力空间化的批判,意图重构街道空间设计的伦理原则,并探索“公众参与”街道规划以及合法合规的实施“战术城市主义”街道空间实践等策略,以丰富街道空间的多元性、公共性,繁荣城市文化。

摘要：自1997年上海沪剧团创作的小剧场沪剧《影子》,首开中国戏曲院团小剧场艺术的探索,至2019年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升级为中国(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上海的小剧场戏曲演出已有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这二十余年大致可分为个人探索、学院实验和院团发力三个阶段,实际上是一个理念革新——人才积累——机制保障的形成过程。对上海小剧场戏曲发展历程及推动力的梳理和分析,帮助我们思考小剧场戏曲的当代价值。本文认为小剧场戏曲的价值应当是以戏曲借助“小剧场”理念上的实验性、革新性,探索戏曲本体语汇、舞台样式、审美观念等方面在当代语境下的更多可能性。

摘要：阮咸是中国古代一件重要的弹拨乐器,其历史可追溯至秦末汉初。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克孜尔、敦煌等石窟壁画中可见其丰富多变的形态。日本奈良正仓院现存中国唐代阮咸,中国艺术研究院存有清代阮咸实物。唐代以前,其名称与从西域传来的梨形琵琶混淆记录于文献史料中;宋代之后,阮咸乐器又与月琴并存于各类记载中,两者关系不甚清晰。在从汉至唐的一千年间,阮咸往往被统称为琵琶类乐器,关于它的源流、定弦及历史演变,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文章通过大量的文献史料、出土文物、佛教壁画,并辅以中国传至日本、朝鲜音乐文献的分析,试图解答上述疑问。

摘要：战时的重庆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大批政府机关、高校、文化团体迁至此地。中大艺术系作为大后方一所重要的艺术院系,在抗战时期发挥着积极作用。抗战期间,中大艺术系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开展一系列与抗日救亡有关的活动,将民族情结转换为艺术表现,创作了大量具有时代印记的画卷,将艺术的社会功能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栽培的众多优秀毕业生,成为建国以后树立国家形象的代表人物。本文将主要从以写实派为主的教学师资、服务社会的教学理念、中西融合的课程设置、多元化的教学成果四个方面来具体分析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艺术教育模式。

摘要：诗歌文本学研究,基本上都没有走出人文范畴的学科“内循环”。在科学主义思潮刺激下,尝试“跨学科”路向,从内容与形式的二元模式中解放出来,为新诗的形式论美学辩护,且统合为文本的形式化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诗化学”的另种“设计”,举证诗学与化学结合的诸多可能。具体涉及“诗化学”研究的缘起、框架、难度、瓶颈和进路。作为现代诗文本学研究一个新引论,呼应此前已出版的接受学论著《现代诗:接受响应论》。

摘要：甘涛先生是中国现代民族器乐艺术领域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之一;他首先架构了“民族管弦乐队”的雏形,进行了“民族器乐”的改良;他在“二胡运弓”方面提出独到的演奏见解,影响了一大批二胡表演家;他一生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遗产”,为中国民族器乐艺术能够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甘涛先生的音乐一生,体现出中国知者的“独立精神”。

摘要：语言是音乐艺术的根源,语言的声调、韵律、节奏之中孕育着音乐的胚芽。中国的汉语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汉语语言的声调具有表意功能。汉语四声的长短、高低、轻重及其千变万化的组合,是形成中国音乐旋律形态的根本动因,可以说旋律对于中国音乐的重要性是十分突出的。近几十年来,在旋律写作的认知及实践上存在一些的误区,需要走出迷途,回归正道,大力推进旋律学建设,为世界乐坛提供音乐方面的中国经验,做出中国音乐的独特贡献。

摘要：制作周期长达13年、投资金额超过4亿美元的好莱坞顶级特效电影《阿凡达:水之道》于2022年底在全球上映,被视为普遍意义上的“救市之作”。但遗憾的是,该片在全球范围的遭遇不甚理想,不但票房数据不如预期,口碑层面也遭遇颇多差评。这一受挫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阿凡达》系列这个顶级工业产品的存在意义以及它在当下电影生态环境下的可持续性问题。在此,理解行星思维与家庭思维之间的悖论或许能够成为解析此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