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魅力,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然,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原因当首推如下三点:1."神秘性";2."历史的合力";3."内外一体"。虽然笔者对努力揭开"历史的魅力"做了种种大胆的思考,但笔者深知:作为史家的我们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我们的研究充其量不过是历史本真的注脚罢了。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竭尽全力去实现历史魅力的"最大化"—理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最优化"—历史研究的一种公共表述,是笔者近年来一直追求的学术理想。因为只有实现了历史研究的"公共表述",我们的研究成果才能令业内外大部分人读懂、才能使音乐学回到"人间"。

摘要：自2017年文旅部推出“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以来,除历年评选出的“重点扶持剧目”和“滚动扶持剧目”外,因各种原因未能参与“工程”评选但事实上又在各地创演出一批具有民族歌剧鲜明特征的剧目,其中《呦呦鹿鸣》《陈家大屋》《红流澎湃》这三部代表性作品的整体思想艺术质量,却不亚于、甚或高于入选“工程”的某些剧目,因此被我视为“工程”的意外之喜,值得向同行和观众推荐。

摘要：俞子夷是民国时期设计教学法实验的代表人物,但其对设计教学法的态度经历了从认可到怀疑的转变过程。他积极引入设计教学法,意在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纠补讲授法僵化死板之弊端。但在实验过程中,他发现完全依凭儿童自发兴趣来选择设计主题,易流于低水平重复,学生也不能获得真实进步,于是从教师引导、学科指向、技能训练、课程整合等四个方面加以改进,实现了设计教学法的本土改造。但他最后又怀疑设计教学法的效用,是因其背后所蕴含的“儿童中心”理念与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相冲突。俞子夷的“转变”带来的启示在于:学校从来不是以儿童为中心,而是以儿童的发展为中心,学校教育不能一味追求回归儿童生活、倡导自主学习等种种教学新模式而遗忘其基本使命。

摘要：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民间文艺的“民间”内涵经历了改写和重构,从基础层面看是阶级阶层等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使然,在思想和行动的自觉意义上更源自党的文艺方针对理论和实践的宏观引领和深入指导。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标志性意义,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解放斗争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对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作出阐释和部署,对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文艺的评价标准等作出分析,在中国民间文艺发展上形成现代化的创构之路。

摘要：音乐创作的“中国性”,诉诸音乐形式的“中国性”、音乐内容的“中国性”、音乐文化与哲学精神的“中国性”,以及价值判断的“中国性”。故音乐创作“中国性”的理论构建,既要认识和把握基于音乐本身的“中国性”,又要认识和把握价值判断的“中国性”。

摘要：杜亚雄先生的《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一书,于2022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颇让人欣喜的事情。一、学科经典: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初期的范例此项研究成果曾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音乐学界的学科经典之一。1978年,南京艺术学院招收全国首批音乐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杜亚雄、沈洽等考入“南艺”,跟随高厚永先生学习民族音乐学。该学科当时刚传入中国,1980年,二人分别写出了成名作《裕固族西部民歌研究》与《音腔论》。

摘要：Emoji是一种从最初模仿挪用日式动漫符号,到后来日益扩展其使用范围的图像符号体系。自从1999年Shegetaka Kurita创造Emoji以来, Emoji不断获得充实和发展,目前已成为数字交流中代替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等非语言线索的主要形式,并成为全球普遍使用的交流工具。Emoji本身具有有趣、形象、生动和幽默等特点,在网络交流中具有表达情感、加强表达、改变语气、维持或增进人际关系等功能。同时,其使用会受到性别、文化、语境和平台等因素的影响。目前,随着Emoji的不断发展和广泛使用,其应用范围已经扩展至网络交流之外的心理测量、商业营销、法律判决以及情感分析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和研究价值。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1)进一步探索Emoji在网络交流中的应用和未来发展趋势;(2)加大对Emoji在其他领域中应用情况的进一步研究;(3)更加深入探索Emoji的神经生理机制;(4)从认知加工角度来探讨Emoji在网络交流中的积极效果。

摘要：1938—1942年,马连良相继推出了《串龙珠》《春秋笔》《临潼山》《十老安刘》四部新编老戏,产生很大影响。这些被后世称为“中期演剧四大名剧”的作品,内容上标榜复古,基本都采用了二元对立的剧情模式;美术上保持旧剧审美思维,强调行头的精致和舞台的简约;表演上开始扬长避短,重“做”而轻“唱”,并重视与同台配角的合作。分析这四部作品的得失,可管窥马连良在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和演出策略,也可对全面研究马派艺术提供参考和借鉴。

摘要：“牛郎织女”故事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具有强烈的“异文性”特征。音乐剧《鹊桥》剧本创作根植于“牛郎织女”民间故事,经过广阅异文版本与深研叙事演进,以吸纳继承和创意改编的路径对“牛郎织女”故事进行“对内抒情”“对外叙事”的音乐剧唱词创作、人物角色高度“拟人化”塑造、戏剧“愁苦因子”铺撒、戏剧“临界绝境”设置以及“戏剧裁决”之“绝境突破”技法运用,实现了对戏剧人物角色的深度刻画与叙事情节的层级推进以及“牛郎织女”故事在当代语境下的新述与再释。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社会生活中的电影活动进行积极调整,组织化的电影放映成为主流,尤以电影周的出现最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电影周举办规模逐渐扩大、社会参与逐渐增加、主题内容逐渐丰富,并衍生出座谈会、展览会、观众见面会等系列活动。作为文化实践的场域载体,电影周被官方赋予了传递国家理念的使命。与此同时,电影周还起到拓展视野、提升认知的社会功能,成为国人“看见世界”的重要渠道。在艺术审美能力培育和健康休闲方式推动等方面,电影周也扮演着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