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西右玉古刹宝宁寺有水陆画一堂,中绘诸天佛祖,盖大明敕赐以镇边所用,笔墨窍形尽相,丹青各极其妙,诚名贤之所留,非俗师之所能。画中十六罗汉荼畔吒迦尊者握笔写经,其书体非常见之汉文,而是藏文。本文基于对该藏文写经的释读,寻其典据出处的同时,以密集传承为案例,探究明初密集金刚在宫廷的传播路径及汉藏佛教艺术高层交流之事宜。

摘要：受汉地封印文化影响,吐蕃最早视印章为"盟誓诏书"(bka’gtsigs kyi yi ge)或上级发放敕令的有效凭证。吐蕃时期的印章遗存可分为实物遗存和文书押印印痕两种。近年来,学界已从不同视角对此展开了充分研究。吐蕃王朝奔溃之后,其后裔在西藏阿里象雄故地新建地方政权——古格王国(10世纪末至17世纪初)。该时期印章形制与特征,因缺乏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故学界对此悬而未解。2016年,托林寺佛塔出土文书印痕的发现,为学界探究古格王国早期印章形制、功能打开了一扇窗口。

摘要：有唐以来,中国多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直抵历史巅峰,佛教艺术的融摄式发展和信仰实践的杂糅性存续在地处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可窥一斑。敦煌佛教艺术的多元与繁荣是当时来自不同区域和族际间的文化精髓共同构筑的盛景。吐蕃占领敦煌期间(781-848年),是敦煌佛教艺术的革新期,亦是汉藏佛教艺术互动交融的关键时期。此时来自雪域高原的吐蕃佛教对敦煌的影响并不囿限于石窟艺术,其文化濡染还广泛体现在民众的日常信仰实践层面。

摘要：9世纪中期,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Glang dar ma,799—842)因“灭佛”使西藏历史上出现近百年的“黑暗期”,这期间的艺术形态与吐蕃(633—842)及藏传佛教后弘期初绘画之关系向来是西藏艺术史研究者难解的议题。2006年,西藏山南地区噶塘蚌巴奇佛塔出土,现藏于西藏山南博物馆的两幅“幡画”,对探究上述区段艺术之关联,以及重构10世纪之后卫藏与敦煌及其汉地佛教艺术之联动至关重要。本文指出蚌巴奇佛塔出土的“幡画”,其形制、风格、样式等深受敦煌(或汉地)幡画影响,它是10世纪中后期敦煌(或汉地)幡画艺术对西藏绘画渗透影响的典型案例。而这一独具“敦煌—汉地”样式的绘画风格则给予藏传佛教后弘期初绘画深远的影响,11世纪初藏地弘法期间所建佛殿——夏鲁寺马头明王殿、护法殿,以及扎塘寺集会大殿等壁画均见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