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内地时期,基层组织素来虚弱,退台改造结束时明确以小组代替区分部作为其基本组织。蒋介石重视小组的地位,力图将其打造成为国民党员的“第二家庭”和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工作站,成为连接国民党中央与基层组织、组织与党员、党员与群众的枢纽,小组制度逐步趋于完善。小组划编强调特殊性和实用性,小组规模始终保持在规定范围内。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小组组长职务乏人问津,小组会议或难以召开,或流于形式,小组工作有名无实。这表明国民党退台后的基层组织虽较中国内地时期有所改观,但依然疲软,难以在台湾地区“生根”。国民党小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的落差,也折射出蒋介石的治党理念与该党组织体制之间的冲突。

摘要：历史上,环阿尔泰山脉游牧民族时常跨越政治边界进行迁徙,在此过程中,他们仍认同着相似的音乐传统以维持着游牧后裔与自然生态的联系。本文基于民族志研究,探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族群交往等因素对中亚乐器生态区形成的影响。环阿尔泰山脉游牧民族所共享的乐器可以被视为当下共享文化与文化亲和性的缩影。文章讨论:该类乐器在与人的身体互动过程中,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认同的表征?当它被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所使用时,从演奏方法、握持手法、开孔与调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乐手在表演乐器实践中“借用”与“选择”究竟基于哪些因素呢?不同国家、民族、族群彼此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对理解族群差别意涵的意义。

摘要：“大运河文化带”的提出对于民族艺术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它关乎学科领域中的流域研究与国家文化的命运及经济命脉相互之间的关系。从方法论视角,运用田野民族志(ethnography)方式研究运河音乐文化是一条重要的路径。运河文化不仅作为历史文化记忆而存在,更是一种活着的、流动的文化状态,以此强调运河音乐实践的多样化和场景性,对音乐存在状态、音乐实践活动、音乐产生或生产的整个过程、相关的群体等方面进行描述、观察和记录。文章从运河音乐文化研究述评、运河音乐文化之个案研究、运河音乐文化之整体观等方面着手,关注运河区域音乐的流动性、关联性及其他内涵的变化,以此增强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海外民族音乐学家开始有意识地探讨音乐与认同之间的联系。相较之下,国内的音乐与认同研究则稍晚于国外。当民族音乐学者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并用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时,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伴随着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学者们逐渐将"音乐与认同"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海外华人音乐和世界音乐。文章从问题的提出、"音乐与认同"的海外研究、"音乐与认同"的中国实践等方面,关注该主题其核心议题,以及中国实践所反映的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的研究立场和关注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研究取向。

摘要：纵览大运河及其文化史的发展演变历程,运河文化的生态演变历程对沿运群落的形成和文化的变化发展极具重要的推动作用。该地区的水文化、稻作文化等滋养着这里的音乐,本文将以大运河沿岸里下河地区扬州段的高邮民歌和邵伯民歌为例,对该地区的音乐文化特征进行探析。

摘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国家、社会、学校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课程与教学,作为高校教育的核心工程,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途径。在教学体系范畴内,以课程与教学改革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学科建设成为当下关注的重点。区域特色显著的民族地区,其民族音乐的保护、传承与创新逐渐被纳入到高校教学体系之中。尽管高校教学与传统的、民间的传承方式有所区别,但是高校可以利用理论与科研的优势,承担起传承传统文化(艺术)之历史责任。本文以内蒙古艺术学院民族音乐教学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在民族音乐传承与保护方面所作的努力,探讨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创新如何与高校音乐教学改革进行融合。

摘要：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自20世纪50年代成为一门学科以来,发展至今已然硕果累累。然而,在学科日趋成熟之际,其研究生培养方面仍存在巨大空缺。在教学过程中似乎缺乏相应的策略以应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交叉性及研究领域的多维度视角等问题。因此,推进民族音乐学教学中的跨学科对话对于学科发展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文章从民族音乐学学科属性、民族音乐学教学中的“跨越”路径、教学改革中的尝试等方面着手,通过对学科本质属性及已有教学实践的反思,推动教师进行跨学科对话,不断打破学科之间的边界以形成技术、文化层面的共识,并持续从其他学科的方法论中汲取营养,以此拓展民族音乐学教学的深度与广度,使每一位民族音乐学专业的学生都能够在跨学科的语境中将自己的田野调查结果、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的、细致的甚至是激烈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音乐学教学实践的“跨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