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工业生产的界限,在算法的支持和场景的训练下开始进入具有高度自主性和审美要求的艺术生产场域时,艺术生产场域的特征、技术手段和可信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充满了挑战性。但我们不应因人工智能使用动机上的善恶分野而在道德和价值上对其加以否定。如何为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向善治理路径和系统方案,是我们无法回避且应积极面对的重大课题。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建设以创意经济为主导的城市群成为我国参与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全球竞争的关键抓手。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子江城市群着力推进创意产业协同发展,但区域间协调合作机制不健全、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不足、创新要素空间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制约着创意城市群的建设进程。基于对“创意城市”及“城市群”内涵的剖析,归纳阐释“城市群”升级为“创意城市群”需具备的基本条件。在分析扬子江创意城市群发展堵点难点的基础上,以创意城市群建设需具备的基本要素为逻辑起点,结合世界级创意城市群的建设经验,提出加强规划引领、明确产业分工、壮大链主企业、深化数字赋能、创新人才引育、践行“城—人—产”模式等具体措施,以全面提升扬子江创意城市群建设水平。

摘要：中国电影制片业在历经一系列深刻改革洗礼后,已步入多元化竞争新阶段。尽管当前中国电影产量稳居世界前列,已成为世界电影大国,但在制片领域,电影企业仍面临投融资热情不足、制片理念落后、品牌国际影响力不高等问题。为实现电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电影制片企业需进一步革新制片理念,优化管理流程,加强技术应用,注重品牌打造,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稳步提升中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摘要：“文化资本”原是教育社会学概念,后来被引入经济学领域。在其原生的社会学语境中,布尔迪厄划分了“具体的”(具身化的)、“客观的”(产品化的)、“体制的”(资历化的)三种形态。后在文化经济语境中,思罗斯比明确指出:“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1)。双重学科语义下的文化资本理论特别适用于研究社会美育,这是由于社会美育的构成具有复杂性,社会美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主要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非正式教育机构)和文化市场(文化市场上的各类文化经营主体),因而其自身就具有联通教育社会学和产业经济学的学科融通性。

摘要：中国古代音乐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及其他学科所关联的中国古代音乐事象的研究。自新时代以来,具有悠久传统与深厚积累的中国古代音乐研究,在前期所构建的学科框架及学术基础的累积之上,呈现与时代发展和国家文化导向相并行的景象。

摘要：“作乐”是音乐人类学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该观念认为音乐并非仅作为创作、聆听和表演的艺术品,而具有与人的体验有关的本质属性,人的“参与性差异”贯穿于其中,故要求音乐人类学研究进入差异丛生的“表演中”,体验和书写那种艺术性与社会性一体共在的生命律动。“作乐”在世纪之交的提出,不仅对人的“现代性异化”进行了反思,而且还引导今人重返表演行为所依托的自然、生态、身体、社会、心理和情感等古老路径,探索被现代理想模式所遮蔽或遗忘的、曾灵动于差异化表演过程中的社会控制和艺术生成力量。

摘要：建构中国自主的话剧评论话语体系要把握好传统、世界、现实三个维度。传统维度是指回到历史,积极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世界维度是指以鲁迅“拿来主义”的眼光向世界戏剧、世界文艺理论学习;同时还要积极“走出去”,在国际戏剧平台上主动发声与踊跃亮相。现实维度是指打造新概念,创造新范畴;创建科学的话剧作品评价体系;拓宽传播路径,增强传播效果。

摘要：西南剧展前夕,田汉先生将四维儿童训练班的孩子们团结到了戏曲改革的旗帜下,鼓励和引导他们走向光明的未来。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先生亲任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戏曲学校的校长,新戏校的孕育诞生直至规模初具亦离不开他的关心和扶持。西南剧展八十周年之际,笔者史海拾贝,并以四维儿童剧校校歌串连,以深切缅怀梨园挚友、教育先驱——国戏首任校长田汉先生,感悟西南剧展对戏曲传承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深远影响,理解新中国戏曲教育的传统与基础。

摘要：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物性别(sex)而言的社会属性概念,是指男性或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取的性别身份,而这种被建构的社会性别身份又重造着社会中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行为方式等层面。本文以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壮族八音坐唱[boux yaix nangh ndangl beetd yinggl](1)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性别的视域来探究作为仪式音乐的壮族八音坐唱,阐述壮族八音坐唱表演中不同性别的角色分工、仪式与性别的关系、音乐与性别的象征内涵及不同的性别角色在表演中的音乐行为与功能,并进一步探讨壮族八音坐唱仪式表演性别关系背后“圆”[nduen]的深层次逻辑与社会意义。

摘要：“光艺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策展、批评、理论话语中被正式提出并得到广泛探讨,通常被认为是以人造光作为材料和主题的作品领域,包括以产生或反射真实光线作为其主要效果的物体和环境。伴随“光艺术”概念的提出,当时的艺术界人士尝试将“光艺术”在艺术史中进行定位,这些尝试可以归结为“短线”和“长线”两种溯源说。纵观“光艺术”从20世纪早期的先锋实验发展至60年代国际性的独立艺术运动之历程,本文将这一嬗变的实质指认为从运动中的“光物体”到空间性的“光环境”之变迁,并于分析中兼顾了艺术现场和批评话语在该变迁中所发挥的建构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