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发展的转型升级,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重心由增量空间转向存量空间,关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研究很多,而对中部地区如武汉等城市的关注不够。本文聚焦武汉“楚河汉街”这一典型案例,研究其由衰败的“厂区”转型提升为繁华“商街”的空间再生产过程,展现其空间再生产与场所提升的模式、机制与效应。研究表明,“楚河汉街”的空间再生产和场所提升实现了原有衰败城市空间的经济活化,明晰了产权关系,改善了原住户的生活质量,取得了多维度的治理成效。“楚河汉街”空间再生产的推力并非单纯的市场力量,还包含地方政府的深度介入、城市发展的特定历史要求以及基层社会的现实需要,它们共同构成评价空间再生产及其效应的必要视角。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城市建设逐步转向以“存量提升”为主的发展阶段,城中村改造的重要意义越发凸显。作者基于政治学中的“行政吸纳”理论,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城市发展及政策环境的变化历程,解析典型案例水围村的改造模式及演变动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及其政治目标对城中村改造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城中村改造模式的演化体现了政府对城市发展与政策需求的积极响应。深圳市政府以村集体为吸纳对象,在不同阶段分别采取“被动吸纳”、“主动吸纳”和“主导吸纳”策略,重点“吸纳”了村集体的土地、综合环境和公共服务功能,引导城中村逐步融入城市主体。水围村案例验证了城中村走“渐进式局部改造”道路的可行性,体现了城中村与城市融合的多样化路径。

摘要：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力军,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纽带对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鲜有研究揭示城市社区的邻里交往影响流动人口幸福感的机制和路径。本研究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1064份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揭示社区邻里交往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尤其关注邻里交往对社区贫困等环境压力所起到的缓冲效应。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与所在社区的邻里交往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社区的邻里剥夺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但没有证据表明,邻里剥夺指数与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关系随邻里交往程度的不同会有所变化。因此,和睦的邻里关系能够直接提升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但未必能够缓冲环境压力对其幸福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摘要：全球化进程中资源配置不均衡引发的区域分化使城市收缩成为普遍现象,我国部分老工业地区也面临着收缩困境。本文以武汉武钢社区为例,探究大都市老工业地区出现的局部收缩现象。发现武钢社区的收缩与传统老工业地区具有共性表征,但在大都市的综合作用下具备恢复的韧性,是一种"过渡型收缩"。我国特殊的转型语境与政企关系决定了局部收缩是政府主动调整的结果,是政府治理意识转变的体现。虽然局部收缩是一种较为乐观的中间状态,但政府仍应关注其背后的社会问题,并借助这一契机转换发展动能,尽快逆转收缩进程,寻求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摘要：进入新世纪,我国房地产经济迅猛发展,价格飙升,房地产市场中的商品房市场和保障性住房市场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相对而言,商品房往往位于区位更佳、交通更便利、环境更优美的区域,而保障性住房分布却较为偏远,公共服务设施不足,职住平衡较差。随着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由重"量"转为重"质",其建设类型更为多样,建设模式由大规模集聚式转向小规模分散式,空间分布由远郊向中心区转移,居住和经济空间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通过采集网络开放数据,运用GIS将保障性住房空间分布和商品房房价(房租)空间分布相结合,基于房产视角分析保障性住房现状经济空间环境,一方面定量展现不同类型保障性住房所处的经济环境差异化特征,另一方面反映城市中心区小规模分散式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中心区房价(房租)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租赁房和定向安置房所处空间的房价(房租)极高,经济空间环境最佳,经济适用房和安居商品房则位于经济空间洼地,小规模分散内迁式保障性住房建设并未对区域经济环境造成影响。

摘要：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土空间规划被赋予了突出职能和重要使命,规划职能正由原有的“建设主导型”向“资源配置主导型”转变。近来,学术界从不同视角、不同尺度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研究总体呈现出“省市层面多、县域层面少”“方法探讨多、理论研究少”的特征,特别是县域及以下层面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探索比较薄弱,影响县域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落实。为此,从县域、乡镇、村庄3个尺度,围绕保护和发展2个维度,构建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其中,县域空间规划侧重统筹保护与发展、刚性与弹性有机结合,镇域空间规划重点面向基层行政管理与具体功能布局,而村庄尺度则聚焦项目实施管控与建设过程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