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旅游业的治理问题是当前我国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之治视域下要求我们注重以科学的手段规范其发展。文章运用"中国之治"系统阐释新时代旅游治理的制度逻辑,表现在政府逻辑向政府-市场-社会逻辑演进、单一化行业治理向综合化社会治理转型、相对单一环境向多元复杂环境变迁、法律规章与乡土文化并举。剖析旅游治理在体制机制、资源配置、市场秩序和品牌质量等方面的实践困境。进而提出旅游治理的制度设计,完善旅游治理考核体系。

摘要：“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将党治、法治、德治和美治深度整合,形成既有政治定力又有社会合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对此作出系统安排,充分体现了中国之治的生态文明向度,标志着绿色现代化建设迈入新阶段。绿色现代化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统筹推进的现代化,呈现出生态与生命等量齐观、经济与环境协调共进、环境公益与私人利益共容衡平等一系列新特征。实现绿色现代化,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并运行起有机、协调、动态和整体的制度系统,从而筑牢“中国之治”的生态根基。

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紧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主题,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新中国70年来、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既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伟格局,又绘制了实现“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的具体路径。这些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而且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同时强调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最根本的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格局是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可以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新路的重要宣示。因为它符合邓小平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最终目的;论列的众多制度建设,说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新路是成功的;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的由治党及至治国的各种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种改革,都旨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据此,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巩固和发展。

摘要：在当今世界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诸多重要论断为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的本质与内涵,全面把握国家治理的走向与趋势提供了根本性的标尺和原则。全力筑牢国家治理的制度保障,深度凸显国家治理的领导体系,合理勘定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持续创新国家治理的路径策略,是回答"中国之治"向何处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走向何方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关节所在。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实践中科学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内在逻辑,妥善处理了"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连续稳定与自我完善、内生演化与外在借鉴的辩证关系,有效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党性与人民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统一,使得我国的制度优势日益凸显,国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不断开辟"中国之治"的崭新局面。对中国制度优势四重辩证关系的研究,能够更好呈现中国制度的演进图景,促进中国制度的发展完善,进一步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制度优势。

摘要：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