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性”是当代学界在描述中国“十七年”时期动画电影艺术时使用的高频词之一,是具有“普遍性”与“共识性”的审美理论话语。这一审美话语的形成离不开三个主要来源,即艺术作品的审美风格来源、艺术创作理念来源、意识形态来源。多元化的来源决定了“民族性”审美话语并非一个纯粹的审美话语表述,而是包含着追求动画的“民族化身份”建构与“意识形态”传达的多元诉求,是民族、艺术、审美与政治多方碰撞妥协的结果。“十七年”时期的中国动画在独特的历史语境下,广泛地从传统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方面汲取素材与灵感,逐步从效仿他国动画的路径之中抽离出来,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追寻动画艺术发展的独立化与独特性,展现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性”审美话语,因而具有丰富的语义内涵和时代特色。

摘要：电影体制是一种体现在电影领域中的生产关系.1949年以后,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电影生产关系被打破,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电影生产关系被确立起来.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时期,电影界参照苏联模式,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按计划生产,统购统销'的电影生产与管理体制.虽然五六十年代也逐步推行了企业化管理,实施成本核算,厉行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经营管理措施,但这些经济上、经营上的要求必须以首先满足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要求为前提.这种运营模式不久就被历史实践证明存在许多明显的弊端,有关部门也曾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做过多次改革的尝试,但总体面貌并未改变.

摘要：营建更固定、更集中的报刊类戏曲学术载体,是"十七年"时期戏曲史学术环境的一个显著变化。相比民国,此期不仅出现了较纯粹的戏曲学术期刊,而且综合性戏曲期刊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变化。在政权的保障下,它们可以适当兼顾学术性。此外,接受戏曲史研究论文的综合性报纸也缩减为有限的几家大型全国性报纸。上述"基础设施"的变更,对戏曲史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具体影响:由于能被随时"征用",为大范围内持续开展戏曲史问题讨论提供了保障;由于被学人"共同关注",可以不断引发个体间的"商榷"。这两种影响实际都是相关报刊在发挥它的学术"引导"作用。学术实践空间的变迁对此期戏曲史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共同体初步形成,有限的学术力量获得了最大的凝聚。

摘要：电影是运用视听语言建立起来的叙事连续体,本文表述的电影修辞是指由视听语言构成的各种规则和惯例。"十七年"时期电影创作者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大多能够熟练运用视听语言表现空间、时间和叙事关系,而且在利用修辞策略配合意识形态需要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验。

摘要："十七年"时期我国美术片中音乐的民族化,表现在乐队的民族化、旋律的五声性、戏曲音乐元素的融入、少数民族音乐风格的塑造等方面。这一进程在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方面做了宝贵的探索,也对我们当下的动画及电影音乐创作在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及国际化传播方面有所启示。

摘要："十七年"时期,长影拍摄了大量儿童题材和体育题材的影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红孩子》《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祖国的花朵》《女篮五号》《冰上姐妹》等影片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记忆经典,这两种题材的影片各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摘要：“十七年”时期,戏剧是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艺术形式。文章以该时期贵州少数民族戏剧活动为中心,着力从贵州少数民族戏曲剧目普查、贵州苗戏新剧种的实验、贵州国营剧团的少数民族题材剧创作热三个层面阐述如何利用民间文化传统参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构。

摘要：传统习惯中,研究者通常将"十七年"时期电影作品当做中国电影发展史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来看待,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再到历史遭遇总是显现出了极度相似的特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是这一时期一道别样的文化景观,显示出了家国构想与民族仪式的双向交合特征,文章引入"互动仪式"这一社会学用语,具体从叙述者、叙述文本与叙述接受三个角度考察研究对象的整体叙述活动,最后得出结论:"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叙述活动从总体上也是一场柯林斯笔下的"互动仪式","仪式"通过微观的互动情境和人物的个体际遇塑造了一场家国神话,借助社会情感的力量起到了维系群体内部稳定和团结的社会功能。

摘要：在讨论"十七年"外国文学译介时,学界一贯强调"政治"对于"文学"的削弱与遮蔽,但这一观点不适用于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的译介研究。本文通过回溯1949—66年巴西文学的译介与阐释情况,结合这些译作的政治立场、文学地位与学术评价,论证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并未受制于意识形态立场,而是从建国初期文化建设的需求出发,力图引进各时期最具文学价值与艺术特色的作家作品。无论从作品本身还是译介过程来看,"十七年"巴西文学汉译都并不缺少文学性,但在以"纯文学"为主导的评价体系中,其文学价值长期受到低估。

摘要："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事业经历了从不成规模到初具雏形的变化。国家文化部在政策层面上的宏观指导是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但同样不能忽略的,还有政策落地时的最基础执行人——放映员群体的努力。他们既放映电影,同时也成为宣传系统的有机组成,在历史功绩的宏大叙述背后,放映员群体也显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机构成了农村电影放映和放映员的复杂面貌。本文以"十七年"时期陕西流动电影放映员及其活动为考察对象,对放映员群体承载的榜样身份与问题进行解读,并探析其背后的复杂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