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的成绩,却在公共事务领域遇到诸多治理难题。对此,经济学家常常依托"用脚投票"机制,在地方政府竞争框架下展开解读;而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则依托"用手投票"机制,强调政治社会过程中的各种力量及其作用机制。借助赫希曼的"退出—呼吁"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融合这两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图捕捉其作用的条件。基于该模型,进一步把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视为一个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联合生产的过程,详细剖析了"用手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三条机理路径。基于面板数据,本文还以因特网普及率作为"用手投票"能力的代理变量,对呼吁机制在约束地方政府腐败行为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要理解中国改革成绩与问题并存背后的原因,需要同时考虑退出和呼吁机制,相关制度设计应维持两者的平衡。

摘要：在金融安全的法律制度设计中，要重视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约束．以弥补公共权力监管的不足。要让存款人从银行可以破产的观念基础上树立起风险意识，自觉对银行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来监督银行的经营管理，这是通过私权力的监督来弥补公权力监管之不足的有效方式。

摘要：地方是国家治理的实施主体,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要让地方在推行法治、提供善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尊重和有益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制度正向激励,并大力创新具备实践解释力的地方竞争范式和分析框架。高成本制度体系不利于地方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胜出,传统地方压力型发展模式表现出明显“负效应”:财政压力导致体制外财政盛行;唯GDP主义增长模式造成社会问题集中凸显;维护社会稳定的方法与稳定目标相矛盾。从国家顶层设计角度而言,只有逐步将压力型治理结构转变为规则型治理结构,形成统一的司法权治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条块”权力制约规范有力,地方发展模式尤其是地方竞争模式才能逐步实现良性运转。而地方被动或者主动的制度调适将成为下一轮改革的必然选择,地方法治竞争需求将在“诱致型”和“倒逼型”社会变迁过程中更加凸显。但是,由于各地制度体系改革的成本收益比差异明显,对改革目标函数合理排序的能力有限,“非正式规则”盛行,地方对为何及如何推行法治的认识呈现渐进式甚至坐等观望态势,地方法治竞争的制约因素叠加,这可能导致法治进程中的“渐进主义”“先富带后富”现象,因而不能期待中国地方法治发展整齐划一、同步推进。

摘要：春节刚过．许多企业又开始忙着招收工人。被誉为“小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的浙江省义乌市．节后出现了“招工难”．企业老板们打出的招工广告牌上．有的竟写着“不扣工资”。而在广州，一些小工厂为招到工人．纷纷打出了“出粮准时”等招牌。有所劳，就得有所获．农民工进城打工．付出了汗水甚至血水．按照《劳动法》规定。按时按量“拿工资”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不知什么时候．民工“拿工资”变成了“讨工资”，许多民工甚至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诱发了“跳楼讨薪”等极端行为。打工本苦，讨薪更难，老板家产越赚越多，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民工工资却十多年原地踏步。老板亏待民工。又是压低薪酬，又是拖欠克扣工钱，又是延长工时。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民工选择了“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