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阮籍作为魏晋玄学名士的代表,在《咏怀》八十二首的创作中,无论从诗歌的思想、意象选取、批判性等多个方面,都呈现出追求自由超脱、安时处顺的庄学思想。昏暗时局下,诗人内心的恐惧与挣扎,只得通过庄子逍遥天地的生命观寻求解脱。《咏怀》八十二首言辞微妙,立意隐晦,意境玄远,得见阮籍受庄学影响下,诗歌创作中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和精神世界。

摘要：古典诗词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经典的表现形式,更在于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我国古代诗人很多,留下来的经典诗词数不胜数。本文对阮籍的《咏怀诗》展开分析,这组诗共有八十二首诗,在内容和形式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特点,同时,这组诗也是对五言诗的继承和创新,对后世影响颇深。本文对这组诗的艺术风格和内涵进行鉴赏。

摘要：在波谲云诡、战争频仍的东汉末年,儒学社会局面崩塌令大量文人志士失去信仰支撑。在此背景下,儒家主张的“哀而不伤”文风渐渐消散,生命苦愁情绪再次涌现,其中《古诗十九首》便是抒发生命忧患意识的代表作品。在《古诗十九首》中,不少诗句思想消极,基调低沉,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但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人五言诗的成熟,是中国五言诗的典范。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与东汉承接的魏晋时代依旧风云变幻,名士阮籍延续时代意绪发出忧生之嗟,一生徘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并将毕生坎坷与超拔哲思融入其《咏怀诗》82首中,成为魏晋诗坛的代表作,代表当时五言诗发展的最高成就。阮籍通过《咏怀诗》表达了最真实的苦闷,但在抒发内心情感时又有所顾忌,具有“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在这些咏怀诗中,有阮籍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体悟,有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感悟。《古诗十九首》对阮籍《咏怀诗》的影响颇深,但二者情感侧重点并不完全相同,文章对《古诗十九首》与《咏怀诗》进行对比研究,并从传承和发展这两个维度展开详细探讨。

摘要：阮籍《咏怀诗》诗体建构的特殊方式,直接影响其诗“遥深”的艺术特征。阮籍一方面通过真实地理空间的实写和虚化,创造文本化的“意境空间”;另一方面为消减诗人主体性,将多义的典象置于无法确考的时空中,从而把个人的具体情感转化为类型化情感。这些“实”“虚”“个”“类”的互文性要素,统一于对自我情感不断反省与深化的“地点—典象—情感”诗体模式中。

摘要：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的第十九品里描写的"悲慨"艺术风格的特征很切合阮籍《咏怀诗》所表现的实际情况。"悲慨"这种艺术风格在《咏怀诗》里有精彩绝伦的绽放。他把他体验到的"大道日丧"的"悲"和"若为雄才"的"慨"置于"大风卷水,林木为摧"的宇宙大空间和"百岁如流"的宇宙大时间里惊心动魄、痛快淋漓地"尽兴"展现,这是形成阮籍"悲慨"艺术风格的根源。

摘要：阮籍的《咏怀诗》 ,由于历代论者多从汉学实证的角度以“归趣难求”、“难以情测”之论论之 ,从而给人以晦涩难通之感 ,使其艺术的光泽倍黯。本文则试图从其审美意象多重性的角度 ,分别从朦胧性、哲理性、情感性几个层面对其审美艺术进行探讨 ,力图归还其审美艺术的本真面目。

摘要：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摘要：阮籍的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阮籍其人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几个方面,这是其艺术生命得以流传根本之所在。而陶渊明对这种影响流变的传承与接受,显示出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摘要：本文探讨了阮籍的《咏怀诗》和《诗经》、《楚辞》之间的渊源关系,认为《咏怀诗》继承了《诗经》、《楚辞》的讽刺精神,发展了《楚辞》的象征艺术,同时也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主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