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是视听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形式,电影与音乐从电影艺术一出现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音乐之于电影可以起到渲染气氛、抒情、表现时代与地域的风格,叙述故事情节和交代人物关系等功用。《夜半歌声》在20世纪前半叶,开创了电影题材和电影歌曲创作的新时代,重温这些优美感人的经典音乐与歌曲,追忆歌曲演唱者及美妙的歌声,使我们深切地感受经典作品永不磨灭的艺术魅力。

摘要：马徐维邦执导的恐怖片《夜半歌声》于1937年2月上映后,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影片的走红,既得益于题材和故事内容的吸引力,也离不开创作者精益求精的制作和演员出色的演绎,而别出心裁的广告宣传更是为影片的空前火爆起到了强力助推的作用。凭借过硬的艺术质量和强大的宣传攻势,《夜半歌声》不仅轰动一时,且影响力至今不减,成为中国恐怖片史上的经典之作。

摘要：1937年2月20日,抗战爆发前夕,一部宣传册上名为＂中国影坛第一部紧张刺激非常恐怖作品＂的影片《夜半歌声》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观众蜂拥而至,影院连演三十多天,打破了1937年国产影片的最高票房纪录。这部电影是上海联华电影公司聘请的导演马徐维邦拍摄的,导演马徐维邦由此也成为开创中国恐怖类型影片的先行者。

摘要：马徐维邦导演的《夜半歌声》与鲁伯特·朱利安导演的《歌剧魅影》,是诞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与社会语境下的恐怖片。《夜半歌声》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歌剧魅影》的艺术手法,由于不同的创作理念,使影片在主题思想上传达出较后者更加深刻的艺术价值。本文通过这两部影片的比较分析,探讨《夜半歌声》如何从《歌剧魅影》中汲取营养,又因其迥异于后者的艺术手法和历史使命,呈现出不同的艺术价值。

摘要：电影《夜半歌声》的两个版本——由马徐维邦导演的1937年版与由张国荣主演的1995年版——对“革命”这一主题的表现迥然相异。电影所依托的小说原著《剧院魅影》及其默片版本隐藏、压抑了法国革命,但在中国的版本中,阶级革命得到凸显与反转。首先,调用戏中戏的“元剧场”功能:1937年版使用《热血》等曲目将爱情并入革命;1995年版则颇具后革命气质,此版与1937年版中“剧场演讲”一成一败的结局彰显了过往革命的弱点与后革命斗争的变化。其次,影片的视觉核心“毁容脸”,体现出一个面孔或审美的政治化问题。1937年版中,毁容的怪脸蕴含着主体性与深刻的政治潜力;1995年版中,张国荣的明星脸自带“变形”特性,明星与“诸众”的互看,创造了剧场民主秩序与非物质劳动的艺术,半边毁容所保留的记述行为促进了人群的思考和反抗。然而,这也显出魅影“美容”兼具的后革命意味:追捧“美丽怪物”或许意味着诸众的斗争只能得到虚幻的胜利。

摘要：1923—1937年,著名导演马徐维邦对恐怖片这一类型进行了本土化探索,最终成就了《夜半歌声》这一经典恐怖电影。类型化是电影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历史变迁的反映,文章重新审视马徐维邦《夜半歌声》所具有的类型特征,从恐怖内核、图像志、类型和主题这三个方面入手,探寻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夜半歌声》所具有的特殊魅力。

摘要："恐怖电影"已经成了马徐维邦身上一个重要的标签,1937年《夜半歌声》上映,在恐怖片极度匮乏的一个年代,该片为中国的类型电影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直至今日,中国电影已过百年,当我们重新回过头来再看《夜半歌声》,会发出一种疑问:这部片子到底恐怖在什么地方?作为中国恐怖片的鼻祖,马徐维邦对中国电影史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但放在当下的语境中看这部电影以及导演本人的艺术风格,其"恐怖性"正在逐渐缩小甚至去除了"恐怖性"。

摘要：“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自古乃相思多情之物，俗称“相思豆”，用于男女寄托相思之苦，表达相思之意。《红豆词》是我国著名作曲家刘雪庵以《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贾宝玉所唱小曲为词改编的一首歌曲，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7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曲仍然以其真切的情感、深厚的意蕴、缠绵的曲风散发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使听者无不动容。

摘要：本期书评视野回转到早期中国电影研究的理论与历史问题,尤其是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的新概念。芝加哥大学博士张真在书评中对传统电影史方法提出建设性批评,另一位博士项颂对张真应用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对影片《夜半歌声》的分析进行了相应评估。围绕白话现代主义在中国电影研究中的应用所展开的话题,本刊下期将登载两位留美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述。

摘要：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中，复姓导演应该只有马徐维邦一个人。作为中国早期最有名的恐怖片导演之一，其代表作《夜半歌声》，不仅是中国恐怖电影的成熟之作，更是中国早期电影的经典作品。他的导演风格冷峻、阴郁，人物形象神秘、恐怖，具有鲜明个性，善于利用光线，色调来制造气氛。正如他在《〈暴雨梨花〉导演者言》一文中的阐述：“摄影在我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