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黎协议》确立了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制度的总体框架,明确了以"国家自主贡献"为基础的减排机制,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目前,全球已提交了160余份国家自主贡献预案,内容各有侧重,充分体现了不同国家的国情特点,自主设计了不同类型的指标体系与执行条件。与《京都议定书》相比,国家自主贡献预案并不具备强制性的法律效力,如果要进一步发挥在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碳减排方面的现实作用,实现《巴黎协议》的整体目标,亟需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进一步树立"共赢"而非"博弈"的共识,增加互信机制;在技术方法中进一步强化数据透明度的监督、报告与核实程序;发达国家应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援助,协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地实现"有条件下"的减排目标。

摘要：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中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中国可借鉴国际先进的碳减排经验,包括政策工具、市场设计、技术积累、管理等方面,创新解决技术瓶颈问题,并在产业链上实现对接。中国为推动《巴黎协定》生效做出了巨大贡献。

摘要：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了中国将于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为中国开展碳中和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指引。目前,全球碳中和行动涵盖了国家和城市、企业和组织、家庭和个人等各个层面。中国积极推动低碳城市与乡村建设,碳中和理念被社会各界日益接受,重点行业和企业的碳中和行动日益普及,碳中和产品与服务日益丰富。为推动落实2060年前完成碳中和目标,需要加快研究制定中国碳中和战略与实施路线图,构建宏观、微观一体化的碳中和政策体系。加强战略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的碳中和宏观战略路径;完善法律法规,建立系统有效的碳中和微观执行机制;衔接协调机制设计与政策措施,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力量结合起来;将碳中和行动链接并嵌入国家碳市场,推动建立碳中和的市场化参与机制。

摘要：冰川、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近海生态系统遭到毁灭性破坏,新发传染病增加……全球气候变化虽不足以决定历史走向,但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却倒逼人类直面气候治理问题,因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历史进程。气候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要求世界各国调整国家政策与发展方向,携手设计合理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以保卫人类共同的也是唯一的地球家园。

摘要：2015年12月12日,近200个缔约国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一致通过《巴黎协定》,与《京都议定书》相比,《巴黎协定》确立了"自下而上"的治理机制,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制"的基础上增加了"各自能力"等制度设计,都体现了它的优越性。然而其在强制履约方面仍存在缺失,如何能既保留协定的灵活性又提高各国履约的积极性,是现代国际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保障《巴黎协定》的检测、核查机制将是缓解问题的一大助力,是敦促缔约国积极履约以实现《巴黎协定》灵活性和有效性双重目标的关键路径。

摘要：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从传统能源向清洁能源转型成为当前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能源安全面临诸多挑战,如化石能源消费持续增长,能源结构快速转型困难重重,低碳发展与环境改善任务艰巨,等等。"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开展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平台,但是,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能源主要是化石能源,对外能源融资集中于化石能源部门,环境舆论压力不断增大。中国要大力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各国共同坚持绿色发展的价值追求,加强顶层设计,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与气候治理双赢,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保障能源安全有机结合起来。

摘要：在多边气候治理难以突破的情境下,大国的合作领导对于打破困境至关重要,而合作能力、合作意愿以及合作分歧成为影响大国能否形成合作领导的关键因素。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重要的行为主体,中国、美国和欧盟具有相对突出的合作能力与合作意愿。虽然三者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都存有分歧,但是中美两国在约束机制设计等技术性问题上更具共识,所以中美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初步实现了合作领导。然而特朗普总统执政后,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全面倒退,其气候政策也全面回调,全球气候治理的中美合作领导结构受到严重冲击,受此影响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力赤字再次扩大。对此,中国气候外交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在短期内尽可能维护现有合作成果,而在更长时段中继续寻求中美合作,进而尝试重塑全球气候治理的中美合作领导结构。

摘要：“全球变暖是一个十万亿美元的问题、要花十万亿美元来解决。”如果不是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诺德豪斯教授给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人们可能还不会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2020年起将实施的《巴黎协定》计划在本世纪内将全球温度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C以内,并力争控制在1.5°C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