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古代艺术理论发展的源头自然要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先秦。先秦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辩家、农家、兵家等诸子百家。甚至同一家之内也不断地再分化发展成各自一体的小宗派,如“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促进了文化和思想的发展,同时,也促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的萌芽和发展。先秦诸子中最富有哲理意味和思辨色彩的著作当然要数《庄子》了;而且先秦诸子中最富有文学色彩和审美意味的著作当然也要数《庄子》。郭沫若先生指出:“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

摘要：此课上过多次了，如何更有效地导学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既然《庄子》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极具特色，学生理解起来有相当大的困难，且本文是《庄子》的两则寓言故事，意在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增加他们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了解，而并不要求他们对《庄子》有较全面、深入的认识和把握。那么教学时，就应该从有助于理解本文着眼，找准一个突破点进行突破。哪个是突破点呢？

摘要：《庄子》与艺术精神存有会通早有研究者指出,但主要以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来阐发《庄子》中蕴含的艺术精神,似有所局限,笔者不揣鄙陋,拟对这个问题再作一些思考。文章首先论述《庄子》与艺术精神存在会通。其次,详细探讨了《庄子》人生论向艺术精神的接近及后世艺术、美学对《庄子》艺术精神的发现过程。最后,举出中西方艺术、美学中与《庄子》呈现的艺术精神相近相似甚至就是受其影响的文学现象和艺术理论,意在证明《庄子》一书确实蕴含有丰富的艺术精神,应该引起《庄子》和艺术研究者们的重视。

摘要：《庄子》散文艺术始终存有再认识的天地。文章认为：“文道浑融”是《庄子》散文艺术的总体风貌。首先，它所表现的客体──“道”，其内容和存在状态，具有独特的艺术亲和力及显现艺术至境的潜能；其次，作品本身各种抽象的形式艺术，无一不呈现“目击道存”，难分文字和思想之美的艺术魅力；再次，作者“独与天地相往来”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方式，成就了“其为文乎？其为道乎”？的上乘艺术。由此可以说，《庄子》的散文艺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不可企及性。

摘要："比"与"兴"是《诗经》中重要的艺术表现方法。庄子不仅继承了"比兴"的形象艺术思维,在《庄子》一书中系统地、集中地、大篇幅地使用形象艺术思维,并且推陈出新,在"比兴"基础上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寓言体象征文学,展现出超越《诗经》的一面,形成想象奇特、超凡入化的艺术风格。

摘要：先秦时期实用与审美未分,艺术更切合技术,画家从属于工匠。器物制造经验是人类最为普遍的原初经验,技术的法度和规则是形成艺术自由和画家审美心灵的基础。《庄子》中的工匠以技进道,以器物制作过程隐喻艺术创作规律,在审美直觉中实现主体的自觉。"真画者"是技艺、生命意义、形而上的三位一体。真画者的技术维度是在中西文化早期具有普遍性的艺术经验,对反思当下艺术仍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屈原的辞作与道家《庄子》关系较深,其《离骚》、《天问》及《招魂》、《渔父》、《远游》等作品,从思想、观念到艺术,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庄子》的影响。作为楚辞变体的宋玉赋,既有浓重的骚影,又以《庄子》为嚆矢,其《风赋》、《神女赋》等作品,都与《庄子》中的相关描写存在明显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作为楚辞余响的汉代骚体赋,既模拟楚辞,又与《庄子》关系密切,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班固的《幽通赋》,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庄子》的思想,并袭用、模拟其文辞。

摘要：从建立思想理论体系的学术方法入手研究《庄子》,将对《庄子》一书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以及庄子思想的特质产生新的认识。"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它们作为《庄子》的独特笔法和思想学说的表现形式,使《庄子》具有了"微妙之理"和"精绝之文"。寓言乃借他人之名来论说自己所要阐明的道理。庄子通过特有的艺术形象寄托思想,使自己的理论大都以寓言的面貌呈现出来。重言即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其目的在于提高思想的可信度。卮言则是与道相应,符合自然分际之言,是《庄子》书中最精彩、最玄奥的言语。卮言旨在阐扬庄子哲学的精神实质,在《庄子》作品中往往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三言"在《庄子》中相互统一,密不可分。虽然"寓言"、"重言"之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别,但卮言将两者巧妙连结起来,使《庄子》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三言"所言说的重点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庄子真实思想的具体呈现。通过"三言"的互相配合,《庄子》书中诗性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开阔的意境和深邃的思想结合得天衣无缝,由此构成了《庄子》有别于其它诸子的独有特质。

摘要：《莊子》寓言故事中和黄帝相關聯的人物較多,而且這些人物多屬於虚設,具有特意的命製性質。該類人物的稱謂命名大都富含寓意,可以分爲顯豁型和隱晦型兩種,《徐无鬼》篇黄帝一行人的稱謂是後者的典型代表。張若、謂朋寓意以張開之狀向外求取和以言辭問求道之所在。方明、昌寓寓意以明合道而失道。昆閽、滑稽寓意執守於多和以言辭多智來求道而悖道。居前的張若是擴張性的,居後的昆閽則是守多,是收縮性的,與之搭配的謂朋、滑稽都是善於言辭之人,一前一後,相互對稱而又相互呼應,能構成一個意義圓融的整體。製名而言道,體現出了《莊子》對於人物的調遣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