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批判35年之后,孙瑜总结经验:'一方面评述武训‘兴学的失败’,同时又用一种夸张的艺术手法歌颂他为穷孩子艰苦奋斗一生的‘精神’.

摘要：20世纪80年代在对文革的反思中建立了持续至今的历史叙述方式,即通过对于'纯'/政治、传统/现代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建构,通过将社会主义历史命名为'政治的依附',从而将这段历史排除在'整体性'的文学观念之外.而1949年的转折,也被描述为政治强权的人为区隔.在主流的电影史表述中,关于孙瑜的说法大致是一种浪漫的艺术家想象和对艺术的'坚守'被政治权力无情中断,在政治的威迫之下,孙瑜陷落,并从此处于'失语'状态,从而离开了创作巅峰.

摘要：回首电影《武训传》问世以来的六十余年，发现每当社会发展的关节点，电影《武训传》及其批判运动就会被关注。本文试图追踪、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对电影《武训传》的不同评价，挖掘并分析这些评价生成的社会历史动因。

摘要：电影《武训传》六十多年后再次与观众见面,使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再思考成为新的话题。本文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出发,从中国当代政治的"现代性"视角入手,初步探讨了关于电影《武训传》批判的文化启示意义。

摘要：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电影史的第一大案。在《武训传》的创作/修改过程中,电影作者为跟上时代潮流,不惜违背历史人物传记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虚构周大造反的情节,有意拔高主人公武训阶级斗争觉悟及反抗官府朝廷的政治思想水平,装饰时尚标签。这一做法赢得了一时的赞誉,却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人民日报》社论一锤定音,各地报刊众口一词、口诛笔伐。当权者给武训戴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大帽子,给电影《武训传》戴上"反人民、反历史、反现实主义"的大帽子。《武训传》遭受灭顶之灾,是艺术左派遭遇政治左派,自由化左派遭遇职业化左派,也是左派遇到了更左的左派。此次思想批判运动,是思想改造运动的先声,奠定了新中国前30年政治思想运动的基本模式。如此大规模政治运动,本质是权力话语下的鹦鹉效应。

摘要：电影《武训传》1950年底上映，1951年即遭到批判，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批复》，2012年电影DVD公开发行并引发关注。这一系列事件历时六十多年，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化生态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意义并非体现在“开各种政治批判先河”这一比较浅表的论断上，或将80年代以后对影片的重评、平反简单视为文艺界纠正极左路线的成果。而是体现在：这部电影及其所引发的争议，反映出“人民文艺”的深层难题——如何在动态的历史中理解人民文化的本质？

摘要：发乎情的创作缘起使得拍摄《武训传》成为一次极有诚意的艺术活动。影片本来是一部歌颂武训"行乞兴学"劳苦功高的"正剧",但是,由于受到形势变化、管理机构、商业利益、观众反应等因素的影响,《武训传》剧作进行了多次修改。该剧能够跨越新旧时代、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制作,内在原因是创作者对影像传记的追求,即坚持要用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为武训树碑立传。但与此同时,导演对传主形象塑造投入过多的主观情绪,导致了当时"不足为训"的武训被大写特写,而这种大写特写在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显得格格不入,与当时人民文艺作品对塑造新人形象的诉求是背道而驰的。

摘要：电影《武训传》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受资产阶级价值观主导的知识分子无法承担社会主义时期宣传教育的重大使命,使得毛泽东同志下定决心要破旧立新,从根本上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是样板戏诞生的深刻背景。

摘要：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大陆文艺秩序的建构,批判运动是重要方式之一。历次批判运动都呈现出规模越来越大、破坏性越来越强的特征。1951年文艺界对孙瑜的电影《武训传》、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看似涉及的创作者不多,也未造成大规模政治迫害的局面。但是,在新时期文艺的重建过程中,和对"反右"、"文革"的深刻检讨和反省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两次批判运动中触及的问题、以及对待这些问题的方式却未曾有系统的反省,甚至在新时期以来"有意无意"之间依旧成为文艺批评中潜在的规范和策略。

摘要：从《武训传》开始,渐变的年代清晰指认出"十七年电影"政治形态文艺学地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实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观众无意识幻觉所投射的,无疑是以民族寓言形式为表征的高度政治介入。作为"十七年电影"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武训传》有助于我们理会"十七年电影"的政治修辞表述。其独特的叙事肌理和文本结构、所紧密联系的"十七年"特殊社会政治语境,都需要我们借助大历史的视野,去除误读、重启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