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歧路灯》在叙事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前辈学者及时贤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被誉为“我国古代小说叙事艺术的一个高峰”。但笔者发现,其叙事艺术亦未免白璧微瑕,在文本上存在着一些叙事纰漏。本文从伏笔与照应落空、叙事前后矛盾、叙事时间纰漏等三个方面做了举隅与订误。

摘要：李绿园既是“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四大奇书”的公开的反对派,也是这些经典所代表传统的暗中模仿、继承者和挑战者。他把前人小说戏曲说得几乎一无是处,其实是其受困于这一传统的魔咒难以自拔而力求推陈出新的表现。因此,《歧路灯》与“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四大奇书”等不仅有着同为通俗文学的本质联系,而且在小说艺术的手法上也多有旧瓶新酒、依样葫芦、偷梁换柱、脱胎换骨、拆旧翻新,种种模仿与“反模仿”,如对《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刘备托孤”“赤壁大战”,对《水浒传》中何涛捉白胜、“不完句法”以及以绰号写人物等的模仿借鉴,都是明显之例。由此证明,《歧路灯》反传统而实际未脱离传统,是“四大奇书”小说艺术的继承与发扬者。

摘要：徐玉诺多方搜集《歧路灯》抄本,考证李绿园生平,通过与《儒林外史》《品花宝鉴》等的比较,分析《歧路灯》思想艺术的优长及局限;对相关抄本进行眉批评注;并与栾星交往密切,曾向栾星推介《歧路灯》。徐玉诺在传播《歧路灯》与中原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摘要：《歧路灯》是清代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有很多关于戏曲发展情况的描写,也反映了一定的戏曲传播方式。戏曲文本的传播依然重要,但艺人已经有了自由的创作权,可以对已有文本进行改编,戏班的定点演出提高了演出水平,越来越多的流动演出给戏曲带来了旺盛的生命力。这些不同方式的戏曲传播,促进了戏曲艺术在康乾时期的繁荣发展。

摘要：清代作家李绿园《歧路灯》是中国古代写实风格的长篇教育小说,其结构之严谨、人物描写之成就、风土人情描写之精细理应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占一席之地。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的戏曲活动为我们了解清康、雍、乾时期中州地区的戏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但小说中的戏曲描写是为小说的艺术性服务的,即戏曲描写为人物性格特征的塑造、情节的推进和故事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了这些,我们发现,小说中的戏曲描写饱含深意,它与谭绍闻的起落人生一起构成了作品的潜在呼应关系,二者相互隐喻,上演了一出极具复调意味的人生悲喜剧。

摘要：本文通过对《歧路灯》中的戏曲资料的初步整理和分析,从"戏曲事件与戏子"、"戏曲剧目及相关背景"等两个方面解读李绿园的戏曲观,认为其特点是:否定、贬低戏曲艺术,冷漠、嘲讽戏子的遭遇;但是他同时承认戏曲的客观存在,以及其对世人的教化功能,因此具有矛盾性。

摘要：《歧路灯》叙事艺术在故事建构、框架布置、情节设计与节奏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诸如以人家之"根柢"为叙事原点,一人为"中心"与双线结构,"三复""六复""七复"情节,"五世叙事""二八定律"与"六回节奏"等,皆模拟而有创新或属独创,体现了李绿园高超的叙事艺术。其独具特色,自成高格,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堪称"四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之外第七大章回小说名著。

摘要：《歧路灯》托于明代,描写的是清朝康雍乾时期以河南开封为中心的外省生活画面和各色人物。它创造了一个读者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画廊,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手法。人物组合的数理模式,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对照法”与“个性化”,“写实”的两个意外效果,以居处与聚会写人以及对人物形象的心理刻画等,都显示了李绿园刻画人物形象、塑造文学典型的艺术功力,多方面地达到了其时代小说艺术的顶峰。《歧路灯》堪称我国古代与“四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并列的第七大古典通俗小说名著。

摘要：《歧路灯》在其传播接受史上,其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态势。肯定其价值的,又有审美艺术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等不同的取向;否定其价值的,则主要着眼于道德教化价值方面。这种情况的产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学观和道德观是主观方面的原因;《歧路灯》内容自身的复杂性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及文化学术思潮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对这些现象和原因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述,对于更好地把握和实现《歧路灯》的多重价值,避免价值取向的扭曲,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在《歧路灯》中含有大量的讽刺性描写,几乎占了《歧路灯》三分之一的篇幅,此种现象颇值得探究。然而时至今日,海内外却鲜有撰写专文、专著对此作系统而详细的研探。有鉴于此,笔者力图拾遗补缺,弥补此方面研究的缺憾。本文从表象和事实不和谐构成的反讽叙事、独具特色的讽刺艺术、滑稽与崇高的二重奏、喜剧形式下的悲剧意蕴等角度切入,探析《歧路灯》中讽刺性描写的美学意涵及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