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宫秋》是马致远的代表作,它以民间流传的王昭君故事为创作题材,假借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生离死别,歌颂了美好而真挚的爱情,赞扬了王昭君为汉室江山出塞匈奴的爱国精神和高尚气节,同时也批判了汉元帝的软弱、毛延寿的卖国和群臣的无能,展现出浓郁的悲剧气氛。

摘要：王昭君出塞和亲,是西汉历史上一次富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因而受到历代文学艺术家的注意。他们利用这一题材,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昭君词”与“昭君戏”,流传至今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昭君戏”,就是马致远的《汉宫秋》。但是,《汉宫秋》的剧情与史实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摘要：驾头杂剧《梧桐雨》和《汉宫秋》都取材于帝妃故事,传达个人的悲剧体验,而且都体现了注重悲情抒发的艺术旨趣,但二者仍有重要区别:从描写向度看,《梧桐雨》侧重写强国之君激情压倒理智的过失与悲痛,唐明皇的重情任性不但造成了他和爱妃个人的悲苦,而且导致了国家的由盛而衰;《汉宫秋》侧重写弱国之君的"不自由"———他以及朝臣的懦弱无能,不仅造成了他的无奈与愤懑,而且也使大国之君的尊严受到严重伤害。从风格上看,《梧桐雨》悲而艳,抒情性很强,对后世的文人剧作影响深远;《汉宫秋》悲而豪,具有较强的哲理性,开启了哲理悲剧之先声。

摘要：本文通过对马致远《汉宫秋》的重新解读,阐述该剧在创设"昭君和番"的历史背景,塑造崭新的人物形象以及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卓越见解与宝贵贡献,从而进一步认识这部剧作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

摘要：《汉宫秋》所刻画的昭君艺术形象,突破了此前以"哀怨"为核心的主题表现。通过儒家君子、士人精神的注入,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其实就是其自身思想的投射。正是基于士人化的昭君形象,《汉宫秋》才如王国维所说,展现出了一股"雄劲"之力。然而,由于其自身以及时代的原因,王国维虽然感知到了这股儒家精神,却在悲剧品评中抛弃了文化根基。

摘要：文学作品有因有革、有拟有改、有述有作,有模仿更有创造。竞争超胜之道,往往对于前人文本之空白处、未定点、叙事情节之大跨度处,笔墨之外的情韵处,尝试作纵深开凿,横向发挥,于是可以挥洒遗妍,开发创意。《汉宫秋》曲文之创作,即有如是之优长。就本事之变异与创新言,相较于唐宋诗,《汉宫秋》中,叙事之视点,由聚焦王昭君转变为特写汉元帝;空间之场景,自塞外穹庐挪移为汉宫掖庭;汉胡之形势,由汉强胡弱转为汉弱胡强;琵琶之代言,从传写怨恨变为排遣孤闷;史传之元帝诚信不欺,杂剧之君王风流多情。史传诗文之王昭君,出塞和亲;马致远之《汉宫秋》,投江殉节。就王昭君故事形成之五大基型言,长于转化与创新如此,《汉宫秋》遂蔚为元杂剧压卷之作。"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此固一切文学生存发展之通则,此中有之。

摘要：《汉宫秋》中所塑造的王昭君既不同于历代文学作品中含悲抱怨的昭君形象,又有别于我国早期古典悲剧中薄命红颜的女性形象,而是一个刚柔相济、深明大义、饱含着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的具有悲剧审美价值的女性形象。

摘要：《梧桐雨》与《汉宫秋》同写帝妃恋，锦堂风月，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悲情不堪。在艺术成就上，两者亦不相上下．分别为白朴与马致远的代表作。而这两个内容、形式与艺术手段等都有所相似的作品．能够各放异彩、余晖映千年．其各有千秋之处也与其共具光华之处一样耐人咀味。

摘要：《汉宫秋》是以汉元帝为爱情主人公的末本戏。君王以爱情主人公的面目出现,突破了传统封建道德观念中君王以刑政教化为重的那个严肃、无情形象的禁锢。同时,渴望安定和平、幸福生活的生存意识的彰显以及戏剧中'情'的诗化处理方式都增添了《汉宫秋》的魅力。

摘要：中国书法与传统音乐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和文化依托,展现了传统艺术“尊天、远神、重人”的文化取向,体现了人在理想、道德、情操、信念、审美、价值等方面的精神追求。晋代王羲之书法作品《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奇迹,千百年来无人企及,而距今久已的琴曲《汉宫秋》又名《汉宫秋月》,以其超越旋律之外的幽幽神韵,让人领略到中国传统音乐的玄妙精深。行书《兰亭序》与琴曲《汉宫秋》,从中国书法与传统音乐之间有形与无形的交织,韵律与节奏的融合,色彩与声音的转换,人文精神的共通,探寻中国书法与传统音乐的艺术共通性,体味二者之间深邃、悠远的想象空间和品位空间。中国传统艺术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人文精神就是传统艺术的灵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