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字典，它运用六书的观点析形解义，开创了以部首统率汉字之先河，它不仅是一部字典，更是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工具。《说文》分汉字为540个部首，部首顺序暗合地支循环，其前六个部首是“一上示三王玉”。无独有偶，在字书界同样重要的南朝顾野王《玉篇》，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楷书字典，在《说文》基础上增添改易了几个部首遂成五百四十二部。比之《说文》“虽然还是起于‘一’终于‘亥’，但是部首排列的顺序有较大改变。”

摘要：桂馥是清代著名学者，著有《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以下简称《说文义证》），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因《说文义证》卷帙浩繁、流布不广，所以学界对桂馥《说文义证》及其文字训诂著述等的研究都比较薄弱。除《说文》与文字训诂之学外，桂馥兼工金石篆刻、诗文戏曲等，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有鉴于此，丁秀菊教授经多年的资料搜集和研究之后，潜心三年，撰写了这部《桂馥与（说文解字义证）》（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对桂馥的学术、艺文与生平事迹等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桂馥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作出了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评价。

摘要：《说文》毛氏汲古阁本初印本之刊行,约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左右,其底本主要是王昶藏宋小字本。毛扆先后对初印本作了五次校改,是为重刊本,重刊约在顺治十六年(1659年)以后。初印本在乾嘉时期已不易见,坊间所行多为第五次校改本,且基本替代了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其篆文的书写风格与秦刻石颇接近,继承《说文》宋本而写刻水平更高。在清乾嘉时期的流传过程中,它不仅作为学者识字研经的工具,也作为书家篆书创作在字形风格上的参考。

摘要：一'《说文》切于治经'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于乡,三十八年(1773)以举人奉召为四库馆纂修官,四十年(1775)会试不第,特召与乙未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

摘要：作为清代乾嘉之学由金、石研究,以“鉴古”“传古”为指归,继而绕开“碑学”的泛化,能转以款识“释古”而走向深、远,得成就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之专门学问,以此向现代学术转型,以及去金石学演化到“碑学”的泛化,深化摹古、籀文书法之精绝,寨斋吴氏实乃此两者开风气之先者,亦为此役之“殿军”。《尚书》巧经学史中古文经学研究之最关键,《篆文尚书》当即以古文篆法所钞,既具书法之经典师范,又是古:的渊薮的指示。师从之初,陈硕甫即转示吴清卿者——江艮庭先生《篆文尚书》,如今可以明确,陈氏乃音点吴清卿,要避开书法时流,习篆必以字书、款识集录所载“古文”“籀文”为措模;核以《说文》。这也为吴氏以访古所得古、籀陶文《说文》之未备,埋下伏线。《说文古籀补》初版,完成在光绪九年(一八八三)之夏六月,后交佛常济一手镌版,此系征自吴氏《自订年谱》巧为确证,当一改其他说法。而该书初版的抄写,应该是开始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的初春。

摘要：《清乾嘉时期的〈说文〉学与篆书创作》,杨帆著,2022年5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全书45.9万字,共5个章节,分别是“清初的《说文》研究与篆书创作”“乾嘉时期的《说文》学对篆书创作之影响”“乾嘉时期《说文》学者的篆书创作”“邓石如的《说文》研究与篆书创作之得失”“以《说文》为本的他类篆书创作”,以此论述清乾嘉时期《说文》学的兴盛与篆书创作之关系。

摘要：《杜诗详注》词语注释有113处标明引自《说文》,有直接引用、间接引用和误引三种类型。引用中出现的《说文》佚文和历代版本异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误引条目或以它书为《说文》,或沿袭旧注之误,或将自己的观点冠以《说文》,文章对此进行了订正。

摘要：“界”字，表示划定界线区分之意，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阻隔一旦打开，即能成为自然融通的统一层面，因此相分又不分，正是“界”的辩证内涵。我们开设《欧洲界》这样一个栏目，即具有这样的意味。

摘要：章太炎的《文始》是汉语语源研究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贡献。然而,由于《文始》组织结构的层级分类性与所收字头信息的复杂交错性,长期以来难于对这部著作进行全面整理,由此造成对其成就意义的莫衷一是。借助计算机数据库信息处理技术,通过构建"《文始》《说文》全文数据库",不仅能够实现梳理分析的穷尽性与查询统计的便利性,而且还能以全面准确的量化数据还原章氏字源学理论本有的实际价值,并可为基于数据库方法的典籍文献研究提供建模设计参考。

摘要：《说文》有云:“衣者,依也。”服装作为“衣”的衍生形态,无论种类如何丰富、形式如何变迁、功能如何改进,都不可脱离“与人相依”的根本属性。但人与服装的关系又是十分复杂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二者发展过程中的“静态-动态”对比性。其中,人类作为服装的发明者、推广者和使用者,其生理形态在历史长河中变化非常微小,在时间长河中可将其视为相对静止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