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侵权责任立法应当采取一般条款与类型化相结合的模式,以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根据分层次设计一般条款,并对特殊侵权责任加以类型化。在法律适用上,一般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可以直接适用,而特殊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不能直接适用;在类型化的具体特殊侵权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之间,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

摘要：本次《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一般条款是修法的重点。从该法修订的征求意见稿来看,如何授权行政机关实施一般条款还存在疑问。行政机关实施一般条款面临行政法理论上的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是行政机关依据一般条款形成的巨大解释空间构成对法律保留原则的挑战;其次是行政机关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享有"判断余地"形成对司法审查的考验。我国的一般条款授权,应在解决好这两个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别国经验,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作出符合国情的设计。

摘要：根据我国《商标法》对未注册驰名商标和第二含义商标保护的有关规定,"怕上火广告语案"中原告的商标权保护请求无法成立。法院判决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存在问题;法院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一般条款的规定,既不满足该条适用的前提预设,又因判决未对"公认的商业道德"予以充分释明而存在技术上的瑕疵。

摘要：一般条款是通过立法技术委托司法考量特定情境的产物,在不同领域都广泛存在。一般条款在竞争法的司法裁判中具有重要地位,二审和再审的改判结果都呈现出巨大的两极分化。原因在于一般条款的具体适用方法不同。以视频广告屏蔽案件为例,早期裁判试图将侵权四要件方法嵌套于一般条款,受到“泛道德化”和抑制市场自由竞争的批评。而在立法修订的影响下,最高人民法院推动了“多角度综合评价”的司法政策。该政策包含了比例原则与经济分析两种方法。但选用比例原则以具体化一般条款仍然存在扩张适用的困境。而经济分析在事实查明阶段完成实质判断,并受到对应环节的监督约束,从而避免恣意适用一般条款,加强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实现问题的实质判断。

摘要：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应为全部侵权行为的概括。但对全部侵权行为进行概括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而且，由于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若对两者进行概括，必然将这对矛盾的事物放到更高的场景中去，其概括的结果只能是一个无法直接适用的空白条款。因此我国未来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的设计，只能是对一般侵权行为进行抽象和概括。具体设计可采德国立法模式，即先规定一般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再对特殊侵权行为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

摘要：现行《侵权责任法》第2、6、7条可以结合在一起充当该法的一般条款,但仍存在明显漏洞。具体而言,上述条款既未实现法益的区分保护,也未能明确请求权实现的法律依据,同时又混淆了不同性质的请求权,导致无法推导出无明显逻辑问题的责任构成要件。"侵权法"的一般条款应当包括不法性要件,公序良俗与诚实信用原则都能够用来证成行为的不法性,包含这两个原则表述的一般条款可以用来保护未上升为权利的法益。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均针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张而成立,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绝对请求权的行使完全不考虑过错问题,与归责原则问题无关。"侵权法"一般条款的规范设计必须将上述因素考虑在内。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已于2009年12月26日正式表决通过。当中用第2条和第6条第1款两个条款相结合的方式,规定了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从介绍法解释学上一般条款的含义与意义着手,分析比较各国侵权法一般条款的立法例,对我国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立法设计可做出正确评价。

摘要：《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在即,现有法律对于一般条款的适用主体规定较少,给实践带来不少问题。在一般条款的权力主体选择上,应当采取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并行的双向模式,其中应当树立司法机关的主导地位。对于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应当根据我国行政机关本身的情况作出最为合适的规定。而在权力主体层级的选择上,应当针对不同机关的不同特点,做出不同的设计。行政机关适用一般条款,应由层次最高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权力主体,司法机关适用一般条款,可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作为适用主体。未来的一般条款应当将消费者作为权利主体,赋予消费者依据一般条款提起诉讼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行使一般采用消费者协会代为诉讼的方式,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经营者利益,促进市场发展。

摘要：我国《侵权责任法》有关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设计既不同于《德国民法典》也不同于《法国民法典》,可以说,我国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开创自己独特风格的立法例,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认为将来我国《民法典》制定应该从三个方面完善我国侵权行为一般条款:一、在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应该确定"违法行为"的独立地位;二、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应当将"相对权"纳入权益保护范围;三、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应当对民事权利和利益进行分类,再根据权利和利益对人的重要性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

摘要：当前,面对互联网广告屏蔽行为,法院常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来判断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却始终避免不了因认定标准不统一而导致的裁判随意化的问题,导致互联网广告屏蔽技术经营者、互联网经营者、消费者三者之间难达到利益平衡。在反法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下,笔者建议回归到互联网广告屏蔽的行为本质和技术特点,适用反法第十二条的兜底条款更为合适,法院在审理时可以从主观故意、商业道德、诚实信用、消费者利益等多视角进行考察认定,以便更好地规制该行为,遏制该行为的野性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