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历史原典为本,探究殷商之“■”与周之“萬(万)”“萬(万)舞”在政治文化实质上的区别及微妙的联系。明确指出:前者是殷商神职制度的产物,后者是西周礼乐制度的产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东夷旧族及故土之民在文化误读和文字演变(尤其是正简“万”的出现)的双重推动下,征用了商之“■”的概念,形成了周之“萬(万)”和“萬(万)舞”的概念,在非官方的文献著述中用于描述和指称周朝礼乐制度倡导下的正统礼乐和流行的干戚籥翟之舞。这一历史尽管勾连起了商、周主流舞蹈文化间的微妙联系,却改变不了商之“■”与周之“萬(万)”“萬(万)舞”作为不同制度下的产物,在文化本质上的差异以及概念内涵和外延上的迥异。

摘要：万舞是上古月令政治的仪式乐舞,具有悠久历史。作为季节性的乐舞,承载"乐教"的职能,起源于原始社会,成熟于殷商,发展于周、春秋时代。万舞之"舞"从"虫","虫"是动物总名。"虫"在上古先民的历法制定与标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万舞"之名揭示了这种乐舞与历法创制的密切关联性。

摘要：本文对先秦乐舞《万舞》与《象舞》的产生及其社会文化内涵、艺术形式和审美意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分析。从先秦文化史发展的层面剖析了作为社会文化艺术现象的"万舞"与"象舞"的各自特有的时代特色、特质,进而揭示不同历史文化生活的艺术思索和积淀。由"万"而"象"的乐舞踪迹,反映着中国乐舞审美追求从外在客体向内在主体、从彼岸盲目性向此岸自觉性、从蒙昧向理性、从"巫"向"礼"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跃。

摘要：根据卜辞考证,商代的万舞是一种以干戚为舞具的武舞,具有威严雄强的舞蹈风貌,因其带有"兵象"而主要用于止雨、祭祀男性祖先和禳除灾祸。作为舞蹈的"万",其甲骨文字形是"万"而不是"萬",其原型可以追溯到刑天舞干戚的神话。商周政权交替之际,万舞被用于武王克商的祭祖大典当中。西周以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改造:一是其持干戚以舞的基本形态被改编进周的专属国乐《大武》,虽在有周一代备受重视,却从此失去了"万舞"之名;二是周公制礼作乐的过程中,随着商乐《大濩》性质功能的被改变,羽籥之舞成了万舞的另一面。万舞的祭祖功能被西周雅乐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发展了,其止雨、祛灾祓除的凌厉巫舞部分则与傩舞逐渐合流。

摘要：“万舞”雏议季明娥在华夏舞蹈发展史上，＂万舞＂作为一种古老的乐舞形式，有其独特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从目前尚存世的甲骨文以及《诗》、《书》、《春秋》和先秦诸子典籍中，人们不难发现。万舞＂源远流长的历史足迹和其绚丽多彩的艺术魅力。人们对先秦时＂万舞＂的认定...

摘要：唐代诗人张说《华清官》云：“天阙沉沉夜未央，碧云仙曲舞霓裳。”诗中的“霓裳”即为霓裳羽衣舞。以云霓为裳，以羽毛作衣。霓裳羽衣，多么美的名字!舞蹈作为一种传统艺术，经过汉朝百戏在舞蹈技巧上的飞跃，以及在南北朝中外乐舞交汇的推动下，在大唐盛世时达到了一个更趋成熟的新境界。

摘要：本文结合作者原创舞台作品——《简兮·万舞》《宛丘·祈舞》对先秦春秋时期诗、乐、舞的结合与流变进行梳理和总结,并以创作实践对《诗经·国风》中的诗、乐、舞演绎进行创新探索。

摘要："萬舞"是中国舞蹈原始发生时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通过研究,本文揭示出"萬舞"的地缘归宿是古代羌人生活的甘、青、川交汇地区,揭示出"萬舞"的物种表象是作为"毒虫"的蛙——也即蟾。文章认为,"萬舞"那"有力如虎"的动态,产生于古代羌人"西戎牧羊人"的生产活动;"萬舞"之所以具有"习戒备""炫武功"的功能,也与这一生产活动养成的"尚武"民风有关。

摘要：《商颂》为商诗,此观点在甲骨卜辞中亦有印证。卜辞多次言及“学商”“奏商”“舞商”之事,经考,此“商”乃一系列歌颂商族历史和祖先功绩的祭歌,与《商颂》多有契合,部分歌诗可能就是后来《商颂》的雏形。“商”与《濩》、万舞共同构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态。三者“浑言则同,析言则异”,以乐言之则为《濩》,以舞言之则为“万”,以歌诗言之则为“商”。作为商王历代沿用的祭祀大乐,《商颂》已具备了一套完整的举乐流程,对周代礼乐产生了深刻影响。入周之后历经制礼作乐,《濩》乐、“商”诗、万舞皆被改造,在功能形态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

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艺术、富有艺术天赋的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上创造出极为璀璨夺目的艺术文化,音乐也是这宗宝贵财富中的一种。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从成书于周代的《诗经》中出现的众多乐器便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