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剧艺社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贡献与其颇富现代意味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息息相关。上海剧艺社的经验教训说明,组织管理的职业化和社会化是剧团体制现代化的主要表征,也是促进剧团稳步前进和话剧艺术健康发展的重要驱力。

摘要：作为孤岛剧坛的中流砥柱和战后剧运中坚,上海剧艺社在导演艺术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特点,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存在某些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对舞台情调整一性的追求是其总体特征,对导演格调多样化的探索是其基本成绩,剧作处理的中庸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导演的艺术视野,挥之不去的政治化阴影则从一个侧面干扰着艺术家的舞台创造。

摘要：在物质条件简陋、人才储备不足、创作经验欠缺的情况下,上海剧艺社的舞台美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存在诸多局限。在困境中追求严谨和创新是其基本成绩,写实主义的主流与诗意形式的探索是其主要风格,物质条件和美学观念的束缚是其难以避免的历史缺憾,而过度的世俗做派则影响了其艺术整一性。

摘要：黄佐临等人脱离上海剧艺社另组上海职业剧团,这是上海剧艺社历史上著名的"分家"事件。此事看似源于简单的人事纠纷,其实既与孤岛后期剧运形势及上海剧艺社内部分工相关,也由黄佐临与上海剧艺社艺术观念的差异所决定。个中是非,体现着中国话剧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因子。

摘要：作为孤岛剧坛的中流砥柱和战后上海的剧运中坚,上海剧艺社在存续时间、剧目数量、演出场次、艺术品格、社会影响等方面,堪称上海剧运的一面旗帜;同时,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具体而微的表征,理应在话剧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摘要：通过与相关剧团的比较考察,上海剧艺社作为孤岛剧坛的中流砥柱和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代表性剧团,其舞台艺术整体化的突出价值、建构路径及其历史性缺憾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整体化是话剧舞台艺术发展的历史要求和必然趋势,对中国话剧的成熟起到了关键作用;整体化的呈现方式和建构途径可以是多样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其中的重要推动力,但不是也不应成为唯一的途径;整体化是舞台艺术走向成熟的起点和基本要求,而非最高目标。整体化基础上的个性化、风格化、民族化追求应是话剧舞台艺术更高的发展方向。

摘要：上海剧艺社通过丰富的舞台实践磨炼演员的'向心的表演',以'型式演技'和内在真实塑造人物,以集体效应和'齿轮演剧'追求演出的整体性,代表了孤岛演剧的最高水平,并为沦陷时期演剧的繁荣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不过,由于演剧体制的不成熟、演剧理论资源的匮乏以及演员自身修养的不足,孤岛剧坛所谓'演技的停滞'局面在上海剧艺社有着明显表现,这体现出其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在中国话剧表演史上,上海剧艺社的表演艺术理应占有一定的位置,其中的经验教训理应得到总结。

摘要：就完整意义上的话剧艺术而言,其创作方式的集体性特征决定了其创作"单位"并非作为个体的戏剧家,而是融编剧、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演出事务管理者等众多艺术力量于一体的创作集体。这个集体在话剧发展史上就是以社团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社团是话剧创作的"组织者"。而"一个社团应该是预先认真考虑建立的一个组织性的结构,而不仅仅是把所有的创建者并列在一起"。"

摘要：上海剧艺社(1938-1941,1946-1948,简称“上剧”)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进步演剧团体,是孤岛时期存在时间最长、演出剧目最多、艺术成就最高、社会影响最大的话剧社团,也是抗战胜利后上海演剧的中坚力量。上剧以鲜明的政治立场、杰出的艺术实践、卓越的戏剧人才培养,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即便是其遭遇的历史回旋与困顿,也对此后的戏剧发展有着独特的参照价值。穆海亮46万字的学术专著《上海剧艺社研究》首次对这一重要剧团进行系统研究,梳理发展脉络,还原历史面貌,剖析艺术贡献,反思历史局限,填补了一项较为重要的话剧史空白,同时也把此前学界较为薄弱的孤岛话剧研究推进了一步。

摘要：作为上海剧艺社的主要负责人,于伶在组织剧团、团结剧人、创作剧本诸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上海剧艺社成为孤岛剧运的中流砥柱。然而,在政治势力错综纠缠、商业做派五花八门、文娱市场竞争激烈的孤岛,领导着上海剧艺社这样一个带有浓郁政治气息的职业剧团开展演剧活动,于伶不得不在政治和商业的夹缝中追求自己的艺术理想,难免遭遇种种矛盾与无奈。于伶在上海剧艺社的贡献与无奈典型地体现着孤岛剧人复杂而微妙的文化处境,以及由此对剧人创作心态带来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