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世界各国关于不当得利的法律制度不尽相同,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不当得利的法律冲突问题日益突出。为保证支配不当得利之债的准据法与当事人的意愿相一致或有最密切的联系,并最大限度地减小因识别或定性不同而带来的难题,不当得利准据法应依序设计为:不当得利起因于合同时,适用该合同的准据法;起因于其他法律关系时,适用调整该法律关系的法律;起因于不动产交易时,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在其他情况下产生,则其准据法为利益发生地所在国的法律。

摘要：《证券法(修订草案)》中关于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责任的制度设计,主要参考了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20A条的规定。根据对这一制度在美国产生、发展和确立的历史过程的考察,将内幕交易的原告限定为同期交易者、损害赔偿范围限定为被告的非法所得的制度设计,并非是基于法律逻辑的推演,而是集中体现了这一制度形成过程中各方的角力和折中,在法律构成、政策目标、社会效果等方面均不无可议之处,不宜将其作为我国制度设计的参考摹本。

摘要：各国实体法上的不当得利差别很大,导致国际私法上的识别困难进而在冲突规范的适用上出现偏差。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与不当得利返还之诉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这种灵活开放的系属公式能彻底摆脱不当得利的识别困扰。但最密切联系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判决的前后一致性和可预见性。我国接受大陆法系立法例的影响,可以在考察美国模式的基础上,并结合大陆法系中其他法域的法律活动经验,设计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涉外不当得利问题的冲突法适用规范。

摘要：主张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类型者认为,在因侵权而获利的情形下,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竞合的必要。如果从传统民法上不当得利事实成因的共性、法律体系的和谐、债与责任相区分的原理、实际适用状况等诸多因素综合分析,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类型又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宜遵循传统民法将不当得利的调整范围限制在合同法、侵权法等所不能调整的局外领域,作为补救合同法、侵权法隙漏的制度设计目的,维持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辅助性。

摘要：为解决我国《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一条的立法缺陷,应构建纳税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将退税规则由单薄的条款扩充至体系化的规范设计。在实体上,纳税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为财产变动、税法范畴和无法律上原因,对无法律上原因的判断应当采纳实质的法律原因说。在程序上,明确纳税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行使范围与行使期限;税务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形适用不同的退税程序规范,当税务机关拒绝返还税款时,纳税人可提起课予义务之诉。

摘要：从比较法的视域看,不当得利制度的立法模式大体上有非债清偿模式、一般条款模式、但书模式和主观列举模式等。我国民法典不当得利制度立法,应当既立足于历史渊源,又面向未来保留法律续造的空间,既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合理吸收比较法的经验,同时也结合自身民法整体结构和司法实践需求,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具体应当维持自民法通则以来的不当得利一般条款并作为不当得利法的总则,在分则部分规定复数的分立诉权,包括非债清偿、不法原因给付、转化物之诉等类型。在条文设置上力求通俗实用便于司法实践。

摘要：通过一则悬赏广告和不当得利冲突的判例,运用法律经济分析学的方法,尝试探讨资源的法律配置和市场配置的契合,国家立法、司法管制与契约自由,社会成本最低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阐释法律和判决对人们未来行为的指向性作用。

摘要：不当得利制度与财产权变动无因性原则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使奉行物权变动有因性原则的立法在具体设计不当得利制度时存在困境。法国的判例与学说通过种种方式,为克服不当得利制度与物权变动的有因性原则之间的内在矛盾作出了尝试。在我国坚持物权变动有因性立法条件下,使不当得利制度与物权变动有因性的规定相协调的途径是:对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适用顺序应当给予限制,并将不当得利请求权的适用范围限于作为一般种类物的货币或体现为一般金钱利益的给付行为。

摘要：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实施需要实体和程序的密切协同,是实体规范向裁判规范转化的典型例证。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权利产生竞合时,须根据竞合类型配置不同实施路径,特别是科学利用诉之合并制度。民事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已针对“没有法律根据”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类型化成果,其诉讼实施则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定不当得利纠纷中复数之诉讼标的。“没有法律根据”系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本质性、原则性构成要件,与其对应的案件事实由受损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得利人善意”应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消灭要件,对应的要件事实由得利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得利人恶意”应作为得利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要件,其要件事实由受损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

摘要：无论是作为殖民地还是作为独立国家,美国早期的不当得利判例大多都以英国诸多不当得利诉讼形式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默示契约理论为根源。与碎片化的判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统一的不当得利观念却在法学研究和教育中逐渐萌发,这直接推动了美国第一次返还法重述的公布,普通法和衡平法上众多迥异而复杂的规则因此在不当得利原则之下被整合起来。然而,第一次重述自身的缺陷与社会发展使重述修订成为美国法律协会的重要任务,在历时五年的第二次重述失败后,集大成的第三次重述经过十五年艰苦努力后终于成功完成,其一方面将不当得利返还作为整个返还法的基本原则,使普通法系杂乱的返还法判例得以最大程度地体系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也使传统返还法混乱的逻辑被固化,不仅使返还法与合同法、侵权法、信托法的制度边界继续纠缠不清,而且使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之间的关系更加难以澄清,不当得利仍然是一种半掩的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