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2年10月21日，“世界音乐考古大会——第八届国际音乐考古学会研讨会暨第四届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开幕，会议在苏州和北京两地举办，由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共同主办，苏州独墅湖高等教育区管理办公室协办，由中国人民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共同承办。

摘要：复杂语言进化的研究主要是根据欧洲古人类学的记录。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料常常作为由欧洲衍生的而被忽视或遗忘。虽然东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澳大利亚的证据与欧洲更广泛的记录显示了某些明显的相似，也有显著的差别。最明显的是，在欧洲和地中海东部地区之外，埋葬似乎是一种晚得多的现象，但是岩石艺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澳大利亚的出现却早于欧洲．这些差异很可能是由于环境的和发掘所得的因素，而并不表明在旧石器时代的世界人群中，复杂语言的能力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摘要：作为'大后方电影'为数不多的故事片创作(仅16部)的代表性文本,经典意义的确立并不是'重读'意义上的.在现有的中国电影史述著作中,更多是因为'银幕形态的独特'[1]被简略提及.因此对的研读,实际上具有首度发现、看待和衡量的意味.

摘要：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第一次出现了“萤火”意象，但《诗经》中吟咏萤火的诗只有一首并且是作为负面意象而存在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随着咏物诗的发达，萤火开始大量入诗歌，成为文人骚客所乐于歌咏的意象之一。到了隋唐时代，随着诗歌艺术的逐渐成熟，萤火更是大量入诗，并且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意象。

摘要：东亚符号学研讨会概述陈道德东亚符号学研讨会于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７日至１１月１日在湖北大学举行。这次会议是由中国逻辑学符号学专业委员会、日本记号学会和湖北大学联合举办的。国内外５０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了学术论文４０余篇，先后有４１位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宣读论文。世界著名符号学家，国际符号学会会长、波兰华沙大学教授佩尔茨（ＪｅｒｚｙＰｅｌｃ）先生和国际符号学会秘书长、法国佩皮尼扬大学教授德雷达尔（Ｇ’ｅｒａｒｄＤｅｌｅｄａｌｌｅ）先生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研讨会对符号学领域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现将研讨的主要问题概述如下：一、关于符号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佩尔茨教授和德雷达尔教授对符号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新的探讨。佩尔茨在题目为《符号学的理论基础》的报告中指出：“符号”有不同的层次，一种是对象语言层次上的符号；另一种是元语言层次上的符号，它是关于对象语言层次上符号的符号。“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科学。对“符号学”有五种不同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研究符号的语形、语义、语用的性质。第二种观点认为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语形、语义、请用性质的理论或学说，属于理论符号学。第三种观点认为符号学是关于第二种理论的理论。

摘要：提起“何非光”这个名字，很多人不知道，包括电影圈内人。何非光的人生经历与艺术生涯丰富多彩，跨越两岸三地和日本，涉及影剧两届，能编能导且能演。他是活跃于战前上海、战中太原与重庆、战后香港与上海，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仍留在内地的少数台湾影剧前辈之一。

摘要：在抗战电影的研究中,一直是以一个特殊文本的身份来承担众多读解的,至少,我们常使用高度纪实化和高度故事化的双重性来进行其文本形态的定位.但是,如果抛开影片美学问题不谈,更大的意义恐怕在于它是个'事件',而非一般的'国防电影'作品.

摘要：《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东亚的中世》是利用中国传世史籍,结合金石墓刻、敦煌写卷、域外汉籍、外国历史典籍对中世隋唐帝国与东亚对外关系的记录,是一部介绍隋唐帝国外交史的新作。本文在介绍童著的基础上作了相关评论。

摘要：2007～2008年交替之际，因各种原因通过几次活动经历有了一些心得，当然是属于我个人的理论心得。但仔细想一想，颇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甚至于可以通过文字发表诉诸公众，并作进一步的展开。遂，以五个概念的学术日志方式（不按日常时序排列）逐一讨论。

摘要：古代东亚地区的文学,就其同汉字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体制文学或文言文学,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俗文学或语体文学。后者既包括对汉语白话文学的记录,也包括用汉字及其变体记录的域外口语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曾经采用快速移植的方式进入域外,其代表品种就是在日本、越南、朝鲜半岛流传的敦煌文学。不过,域外俗文学主体是采用慢速受容方式建立起来的派生汉字文学,亦即用汉字变体记录的口语文学,比如日本的假名文学、越南的喃文文学、朝鲜半岛的乡札文学和谚文文学。这些文学既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又有深刻的共通性。它们的初始品种都是同仪式相关的歌谣;它们最初以皇室为中心流传;它们的作者是喜爱口头文学的文化人;它们的传播者具有"文言—白话"、"白话汉字—派生汉字"的双语能力;它们的文字同时用于记录乡村习俗以及非主流的知识;它们有反体制倾向,注重描写女性生活和下层人的命运;它们在艺术趣味上追求尖利与诙谐;它们重视交流、提高并有自己的典范作品;它们跨越国界建立了专属的传播渠道,进而构造了一个彼此互通的知识世界。这些事实证明了古代东亚俗文学共同体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