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食品安全犯罪中并无严格责任制度的相关规定,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现行刑法不能有效遏制此类犯罪。基于制度基础与现实诉求的考虑,在对严格责任进行科学定位的前提下,有必要在食品安全犯罪的罪过认定中引入严格责任,以强化行为人的注意义务与社会责任。在食品安全犯罪的严格责任制度的设计上,对严格责任的适用做出合理限制,以防滥用该制度的严厉性,从而保障其价值功能的正常发挥。

摘要：严格责任是英美法系刑法中一个特有的概念,分为绝对严格责任和相对严格责任。绝对严格责任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其不符合罪过理论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以及正义方面的缺陷,应予否定。相对严格责任克服了绝对严格责任的缺陷,体现出相当的合理性,应予肯定。相对严格责任引入我国时应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进行具体设计。

摘要：严格责任在《第二次侵权法重述》402A中得到确立之后迅速成为美国产品责任法的圣经。但针对制造缺陷产生的责任而设计的402A,无法妥当地适用于后来得到发展的针对设计缺陷与警示缺陷的诉讼。《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取代了402A的规则,明确产品缺陷分为制造缺陷、设计缺陷以及警示缺陷三种类型,严格责任仅仅适用于制造缺陷,对于设计缺陷以及警示缺陷被告承担过失责任。

摘要：严格责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美国家,其自身经历了一个由绝对走向相对的过程。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对绝对严格责任加以修正,使严格责任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趋于合理化。严格责任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其理论依据是确保一些维护公众重大利益的法律得以实施,有效预防特定犯罪,节约诉讼资源。其适用能够有效提升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保护公共健康,确保多数人的安全和福利,并进一步起到刑罚预防犯罪的作用。

摘要：民事责任与商事责任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该种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商事主体人格的地位和特征,即育事人格的地位和商事主体的人格特征。与民事主体相比较,商事主体必须承担更为严格的责任,这种严格责任的承担是由商事营业这种特殊社会活动所决定的。在当今社会,为了保护弱者的利益,商事责任越来越趋向于"社会法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商事责任的理念与制度设计。

摘要：各国立法治理虚假广告的经验表明公法方法的效果逊于私法方法的效果。私法方法的制度设计,特别是虚假广告特殊侵权责任的制度设计得到长足发展。虚假广告特殊侵权责任制度一方面从主体、范围等方面加重虚假广告行为人的责任,另一方面从受害者诉讼便利性和获利性角度鼓励虚假广告受害者依法维权。这种立法趋势为我国修改广告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立法例,在立法方法上也启示我国立法应当立足国情,更多利用"理性人"合于经济规律的行为选择来实现立法目的。

摘要：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安全需要自动驾驶技术自身的安全和一系列配套条件的实现。但因为人工智能的非理性特征、"算法黑箱"、既有设备技术条件的限制、"人机混合驾驶"、自动驾驶汽车与传统机动车并存等问题的存在,自动驾驶汽车的驾驶安全根本无从保障。从当前的技术条件来看,自动驾驶车辆存在制造、设计和警示三方面的缺陷,但其认定方法并不一致。对于设计缺陷的认定,应当融入部分过失责任的要素,以鼓励生产者持续提高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性能。缺陷认定中对生产者过失因素的考量并不影响产品责任的严格责任本质,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仍需要对源自车辆硬件和软件的各类缺陷所导致的损害承担严格产品责任。《产品质量法》应当借鉴制造缺陷、设计缺陷和警示缺陷的功能性分类,并细化其认定标准,实现消费者保护和鼓励技术创新的平衡。

摘要：产品责任是由产品缺陷导致消费者人身、财产损害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因而产品存在缺陷是产品责任构成中的一个必备要件。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不仅关系到原告能否获取赔偿,而且也是实现责任控制、防止过度归责的一道“安全闸”。因而在实践中,往往是诉讼当事人争执的焦点,深为诉讼当事人和法官所关注。

摘要：严格责任原则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侵权法第二次重述》402A在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确立之后,迅速占据了现代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核心位置。此后经过30余年的产品责任诉讼的积累和发展,严格责任原则在产品责任法中的地位日渐受到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颁布的《侵权法第三次重述——产品责任》中,严格责任原则仅适用于产品的制造缺陷;而针对设计缺陷和警示缺陷的诉讼则回归过失责任原则的掌控。程序价值、道义责任、保障自由、分享真实、维护平等、社会效用以及认知规律可以为美国产品责任法中归责原则的变迁提供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