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与郦道元《水经注》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名的注释之作,后世评价其均有嗜奇博、绚烂有章等特点,呈现了注释的相似性与丰富的文学性。三注以补入大量材料为主,叙事注重以文学艺术手法活化历史,丰满人物性格,赋予山川地理浓郁的人文色彩,突出个性和风姿神韵,显示出浓郁的文学色彩。这一特点与文史分野的发展和士人个体意识觉醒密切相关。正是由于文史分离过程中呈现的不同特点,折射于裴松之、刘孝标等人身上,看待历史的角度发生变化,于记叙真实史实之外,注重活化历史,从文学角度揭示人物的个性、内涵、神韵。郦注受南朝文学发展影响,于承袭裴注的基础上亦折射出文史分野的影响。以此可见三注共同蕴含的内在精神,是裴松之、刘孝标和郦道元选择这种新的注释体例的原因,也是“自立于所注者之中,而又游乎其外”之精神的展现。

摘要：文艺在汉代已有了丰富的形式和技巧,但一般认为到了魏晋文艺才真正走向自觉。这和汉代文艺在观念上受到伦理政治的控制有关,士人在其时大多服膺于群体理想,尚无意于艺术的自觉问题。汉末以后,随着时局动荡,大一统的伦理政治趋于崩溃,群体意识衰微,个体精神得以凸显。对于士人,艺术也就从治国安邦的工具变为精神安顿的途径。当个体追求由精神逍遥转为世俗享乐时,文艺也就由魏晋的高蹈转为齐梁的靡丽。

摘要：波兰电影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主题集中于个体偶在在伦理社会中的生存、命运的神秘与偶然、个体面对社会的道德焦虑等方面。其代表作品《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通过个体存在的孤单与获取抚慰的艰难、自我与镜中像的凝视以及个人与上帝关系的多重探讨,成为了他个体意识的完美索引。

摘要：话剧编导与其他舞台戏剧艺术类别的编导一样,在着手创作剧目的第一阶段,以及贯穿于整个创作全程中,都经历着“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先后切换与融合演变。当编导接受一个剧本或一个剧目后,他首先应当服从和适应这部剧所赋予的“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涵盖多方面,比如:出品方和制作方所要求的剧目主题思想、立意、宣传导向、艺术方向,以及广大观众对舞台艺术的审美需求、价值取向等。结合当下互联网和多媒体的融汇、视频平台的加持之类的综合因素,更需要编导的“主体意识”与现实生活、演出市场、公众传播相贴近、相契合、相加持。

摘要：展览“自选方式”去年在重庆当代美术馆举行，“八五时期”四川美术学院学生自选展览的部分作品及其当下创作得以展出。展厅中重现了三十年前那个前卫自由的年岁，可以说，“自选方式”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新潮美术时期艺术家个人意识的回归。

摘要：书画家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艺术家都不想被时代抛弃,需契合时代,享受到"集体温暖"。但是,融入时代与集体的创作也并非是机械迎合时势,如果创作接地气也算不错,否则很可能沦为假大空。时下个体书画家的处境并不乐观,今之好莱坞电影,娱乐电视节目,各种美展、艺术节等等,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作模式,自然会或多或少碾压甚至取代艺术家的个体思考。尽管如此,时下的书画家似乎可以也考虑长远一些,不为时风流俗、功名利禄所绑架,以个体的艺术思考去契合时代。

摘要：启蒙论的输入对现当代中国作曲家个体意识影响巨大,通过对主体意识与个人主义的宣扬,直接促成了作曲家对职业身份的认同与对自我表达的珍视。但启蒙及其带来的现代性也造成了中国音乐发展的文化困局。想要避免被文化殖民,就要突破启蒙,中国作曲家个体意识的转型并没有结束。

摘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虚无主义者眼中的纯粹的个人。文学反映人的生活整体，也只有通过生活本身的形式，才能得到完满的表现。因此，在艺术作品中对人物形象分析的关键在于个别的环境。在鲁迅先生的《祝福》中，四婶这个人物形象是作为祥林嫂的“个别的环境”而存在的，她是祥林嫂生存世界的冰山一角。本文试图就四婶个体意识的三阶段解读，来剖析鲁镇社会深层的生存悲剧。

摘要：传统上,对汉英整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研究结论有些片面,整体和个体被割裂开来,经不起两种语言语法形式表现的反证,没能给相关的应用研究尤其是翻译研究带来应有的启示。本文认为,讲汉语的人思维意识表现为个体语言结构之间的界限性弱,从而形成一个语言结构界限性弱的整体,语言结构表达的功能、内容之间往往没有明确的形式区分;而讲英语的人思维意识表现为个体语言结构之间的界限性强,从而形成一个语言结构界限性强的整体,语言结构表达的功能和内容往往有明确的形式区分。就此,本文指出汉英翻译中,译者需要进行思维方式转换,转换的策略就在于:对界限模糊的汉语形式,按照内容性质和功能性质作出区分,用界限清晰的英语结构形式表达相应的内容和功能。不过,由于汉英语言反映了思维方式存在的差异,译文无论如何都无法复制原文。

摘要：中国传统戏曲多以"大团圆"为结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概括总结了"大团圆"结局的形式、原因以及前人的评价,主要论述了传统戏曲作品因追求"大团圆"的结局而造成的对人物个体意识的忽视,从而反映出整个汉民族个体意识的缺失。最后指出,人物个体意识的缺失并不影响文学作品的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