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0年底,友人从上海带给我一本刚刚出版的《萧友梅音乐文集》。长期潜于心底的那份对作者的敬重之情及扉页上萧勤(萧友梅先生之子)先生写给我的赠言,使我对“文集”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近感。一年多来,只要有空,我便依次一篇篇读下去。渐渐地,一个在本世纪前半叶为复兴中国音乐而奉献其毕生精力的伟大的先行者的形象,巍然矗立于我的脑际。我曾为“文集”晚出四十年或三十年而慨叹。

摘要：本文从原动力与精神主题、文艺审美观与色彩指向、建树与局限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新音乐的特质,透过新音乐对线性时间和因果律、必然律的消解与颠覆解读重新审视,探讨新音乐与中国现代文学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处,得出中国新音乐先锋旗帜背后的寻根畅想。

摘要："吕贺之争"在事关中国新音乐文化建设之"音乐本质论""音政关系论""中西关系论""古今关系论""雅俗关系论""形式技术论""批评标准论""批评方法论""统一战线论"等九大理论领域内,均发生过不同观念、主张和见解的思潮之辩,以吕骥、贺绿汀为代表的这两股音乐思潮,从正反两方面对中国新音乐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要：二——四十年代,这三十年间的新音乐创作,是以实践的方式对中西音乐关系问题做出的回答。从理论上说,不难断定,唯有中西音乐因素以适当的比例实行有机的结合,才能获得艺术上的成功。然而,实际上,并无定量性的尺子,用以衡量某部作品里中西音乐因素的比例是否适当,及结合得是否紧密。对此,我们往往会感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今天回顾那时的历史,我们又有一个当时人们没有的条件,即:我们握有历史的尺子,历史,时间,是无情的。它无视一切非艺术的评价标准。

摘要：在撰写和修订《中国新音乐史论》的过程中,我一直不停地思考“新音乐”及其有关的问题,包括中国和欧洲音乐在表达方式、表达能力以及审美观等方面之差异。这本《论中国新音乐》论文集里的19篇文章便是这个思考过程的记录,现结集出版,作为拙著《中国新音乐史论》的参考读物。《论中国新音乐》共有六个部分:一、新音乐:中国音乐的新品种;二、中华乐派;三、新音乐作曲家;四、专业音乐教育;五、回应对《中国新音乐史论》的评论;六、附录。下面简略介绍这些文章的背景和发表后的反响。一第一部分“新音乐:中国音乐的新品种”的文章有7篇。第一篇《中国新音乐的源起、发展和风格》发表在1988年6月24日举行的“中国音乐与亚洲音乐研讨会”上,后收入1990年出版的《民族音乐研究》第二辑,集中论述“新音乐”的缘起和发展,并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包括“新音乐”的中国音乐的风格,为《中国新音乐史论》(下称《史论》)的构思和写作定下了基调,是指导后来继续写作《史论》的理论架构。1996年在台北举行的“音乐的传统与未来”会议上,我发表《中国新音乐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说明“新音乐”这个名词的各种内容与内涵,进一步分析确定“新音乐”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18、19世纪欧洲...

摘要：1992年是著名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先生(1892—1982)一百周年诞辰。作为作曲家,他的创作在思想内容上鲜明地体现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在艺术形式上则努力探求既有中国“国性”又有“著者的个性”

摘要：该文系一篇关于第六届中国新音乐史研讨会的综论，共分四个部分：一、一般情况报告（涉及会议议程和发表方式），二、提交文本叙述（以书面文本叙述学术论文，以口头文本叙述作品分析报告及其相互之间的对话与讨论），三、问题与焦点（叙述有关问题引发的讨论和专题讨论的不同见解），四、总结并再度叙事（在对会议情况作概括的同时，以串连贯通的方式概述会议涉及的主要内容，并提出尚未终结的问题）。

摘要：对于中国新音乐的研究,除传统的史学方法之外,艺术人类学也是一种重要的思路。人类学中最重要的田野工作方法,有助于中国新音乐史料的全面搜集和合理的文化阐释。而古典进化论、历史特殊论、功能主义等学派的理论观点,则为中国新音乐史上的某些现象提供了恰当的解释依据。同时,对艺术人类学诸多理论的应用并非无条件,应当认清其适用范围和局限性。

摘要：我们现在提到昆曲,在比较普遍的意识上已有所指,言谈间可能会高度趋同的关键词有诸如—雅、戏曲、牡丹亭、杜丽娘等,其他关于昆曲或与昆曲相涉的,视各自对昆曲了解的广度、深度。如此社会共识,很大因素要归功于两大事件:一是2001年5月18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摘要：前言：中国音乐和新音乐 “新音乐”意为２０世纪中国作曲家以欧洲作曲技法和风格来创作的音乐作品，有以下涵义： 一、中国音乐表达方式与欧洲音乐有明显的不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国的音乐从来不是以欧洲的方法进行创作的。本世纪初，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受教育的中国作曲家，开始以欧洲作曲技法和风格来作曲，对中国而言，这种“作曲”基本上是一种完全新的方法。中国音乐有着自己的乡土味道，与欧洲的对位与和声、无调或音列所形成的织体截然不同。欧洲音乐的写作技法，基本上是横向对位化和纵向的和声织体，早期主要服务于宗教；而中国音乐在本质上，基本是单声的。如果我们听中国作曲家冼星海（１９０４－１９４５）、黄自（１９０４－１９３８）以欧洲作曲技法和风格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或清唱剧《长恨歌》，便立即会发现具有欧洲的和声及对位织体等新的风格，与中国音乐的织体与表达方式不同。 二、从结构上来讲，与中国传统音乐和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民歌及其它种类的传统音乐如地方戏曲比较，就会发现新音乐是显然不同的，因为经西方培养训练出来的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从结构的角度来讲，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如钢琴伴奏的艺术歌曲、合唱、室内乐、交响乐、交响诗等体裁来作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