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84年钟惦棐先生提出“立足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1],到2002年被誉为新西部电影开山之作的《美丽的大脚》上映,数十年间,中国西部电影经历了由“旧”及“新”的分野。正如莫言先生所说,新西部电影“继承了西部电影的几乎所有因素,并赋之以新意”[2]。李睿珺作为新生代导演,他的“土地三部曲”(《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虽继承了经典西部电影“乡土叙事”的传统命题,继续讲述西北农村普通农民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但作为新西部电影范畴的作品,三部影片在视觉建构和内在诉求上皆与经典西部电影迥然不同,其中《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还分别入围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和第6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摘要：2011年8月30日至9月2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共青海省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西部矿业集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电影发展（青海）论坛在西宁成功举办。论坛云集了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八一电影制片厂理论室等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的电影专家，围绕“中国西部电影及其相关发展”的论题发表了看法和建议。

摘要：中国西部电影是中国现有类型电影中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美国西部电影有显著差异。研究吴天明导演的西部电影,是研究西部电影发展历程特殊时代背景下,所独有西部经验中体现强烈的视觉印象,由于生活经历、艺术思维不同,构成导演不同艺术美学风格。本文主要对以吴天明导演电影为主流西部电影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从西部电影创作、色彩意蕴、现实中彰显人文情怀以及沧桑岁月中平凡人性为出发点,来剖析和阐释西部电影整体脉络。

摘要：40年来,中国民族电影的代表力量就是中国西部电影。在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西部电影恰恰能折射出中国电影民族化表达的发展。对此,张阿利从五个方面将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西部电影进行了梳理和概括。第一,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与中国西部电影的诞生密切关联。时代的思潮使得中国电影在新时期形成了新的崛起,它为西部电影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和文艺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