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诗学的民族文化特质,是由汉语诗歌创作与理论批评所独有的语言哲学的内在精神和语言艺术的实践模式历史地决定的。以《老子》首章之立言方式为标志,思想领域的"名道"学说,以其两端同出而相互生成的名物玄同观念,导致了中国诗学的语言哲学内核——"言难言"和"言无言"互动的语言艺术精神。这一艺术精神贯注于诗学传统,经历了三次关键性的实践塑造。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的经典模式,是对应于语言哲学之名物玄同观的"赋兼比兴"模式。

摘要：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诗＂,主张艺术向诗的回归,是从本性上而言的,诗是对语言本性的揭释。＂诗＂是一种纯粹的语言,只体现自体主观表达,而不被艺术审美及其表现形式所制约。海德格尔旨在为一切艺术寻找一个更本源性的东西即诗意,在＂诗意＂化的表达语境下,避免艺术的异化。朱光潜曾说：＂诗是文学的精华,好的艺术也是诗。

摘要："趣"是中国诗学"趣论"中至为重要的概念和范畴。中国诗学"理趣""天趣"与"机趣"并举。三者在主体、客体及文本方面互相借鉴,相映成趣。诗人以及诗论家推崇"机趣"甚于"理趣",推崇"天趣"更甚于"机趣"。造成这一文化现象的思想根源在于道家"道法自然"及"道进乎技"的生活理念与生存智慧。"理趣"讲究义理情趣,并不表示排除浑然天成;"天趣"讲求浑然天成,并不意味绝对排斥人工技巧。只有在熟练掌握技巧和规则的基础上,超越规则和技巧才有可能。但超越"理趣""机趣"抵达"天趣",其有效路径又在技巧之外,以无法为有法。"天趣"形成的关键在于创作主体之审美精神,是自由性灵与超越功利的完美智慧结晶。揭橥中国古代诗学"理趣""机趣"与"天趣"的理论乃至演变规律,既有助于揭示文化关键词背后的文化动因和价值追求,又能启迪人们对生活与艺术之"趣"的重新审视和精髓把握。

摘要：唐代诗歌的繁荣,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文人诗成为主流。纵观唐代之前的诗歌史,虽然呈现以民间歌谣为主体向由民间歌谣与文人诗并峙局面的转型,但由《诗经》与《楚辞》构成的诗、骚范式,已经为文人诗的最初萌育种下了胚芽。两汉时期,诗歌艺术创新精神在经学化时代趋于失落,但经学化本身的文化意义却在文人心理形成深厚的积淀。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乐府民歌仍然占据文学史的重要地位,但随着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起,文人诗创作已蔚为大观,而这正是唐诗极盛的直接基础。在唐代之后,整个诗史只不过是文人诗范式的不断转换而已。由此可见,以唐诗极盛为核心,清晰地勾画出一条以文人诗演进为主轴的诗学主潮。

摘要：略论中国诗学艺术典型观杨立民中国现代文艺学中的“典型”范畴基本上是个“舶来品”．几乎绝大多数文艺理论家。都是从西方诗学中借得艺术典型理论的．影响所及，以至于西方典型理论所蕴含的根本问题，如特殊与普遍，个性与共性之间相互关系的争辩，左右了当代文艺学中艺...

摘要：兴，是中国诗学中最古老、最重要、最神秘的范畴。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可以绝对界说的命题，而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复杂的混沌而有序的系统。就其混沌性而言，我们似不必在某些相对狭隘的含义之间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就其有序性而言，我们又可以从诗的发生（兴起）、创作（兴会）、成品（兴体）、鉴赏（兴味）等层面把握兴的有机系统。这一系统在整体框架上体现了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表征了中国诗歌艺术精神的发育过程。

摘要：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标举"境界"为诗词之"本"之后,百十年来,"境界"("意境")就占据了中国诗学和美学的核心地位;与此相应,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贬斥的"神韵"则坠落不名之地。从刘勰的"风骨",经严羽的"气象",到王士祯的"神韵",具有一条清晰并且义理深厚的文脉,这条文脉展示的是我国诗学-美学的精神追求,是关于中国诗歌和中国艺术的本体精神建构。

摘要：中国诗学主体精神创新建构的原点问题是:一、创新阐释“开山的纲领”,在先秦与秦汉的大历史视域下,聚焦个性怀抱与公共关怀相互生成的机制问题,思考艺术自由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个性主体的公共关怀精神;二、申论孔子“吾与点也”之意,探究程朱之阐释理路而引入孔子“尧舜其犹病诸”之批评理性,剖析苏轼“高风绝尘”之说而发掘陶渊明之典型意义,提炼农耕文明和耕读文化交织而成的田园诗情画意,以阐发“诗意栖居”之当代范式;三、推敲关乎“众妙之门”的先哲言说,通过发掘《老子》命名言说之主体智慧,确认以终极探索的深邃眼光发现生活真实之美的言说原则,从而确立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中国言说精神”。

摘要：自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标举"境界"为诗词之"本"之后,百十年来,"境界"("意境")就占据了中国诗学和美学的核心地位;与此相应,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贬斥的"神韵"则坠落不名之地。从刘勰的"风骨"、经严羽的"气象",到王士祯的"神韵",具有一条清晰并且义理深厚的文脉,这条文脉展示的是我国诗学-美学的精神追求,是关于中国诗歌和中国艺术的本体精神建构。

摘要：“情”是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其内涵一是“缘情”,即“感物兴情”,它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产物,是天与人、心与物的同情同构与生命相通,不同于重视个人、自我和主体的西方浪漫主义情感理论,也不能用西方突出主体心理意义的“移情”说来解释;二是“性情”,它建立于儒家思想基础之上,既肯定“情”表达的合理性,又强调“情”必须受到“性”的节制,将艺术家的性情和个性融于社会意识和时代关怀之中,关系世运人生,教化人心、感化人心,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