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CEPA实施二十年来,中国香港电影的发展与中国强国建设同呼吸共命运,在和合共生的全球语境和市场环境中擘画前程。传播版图实现破境升级,持续开发内地市场,稳步提升全球市场,深度嵌合于面向国际的传播格局中;“港味”作为区域优势特色,熔融于中国故事,丰富多面的“香港IP”促成不同市场与差异化内容匹配的理想传播方案。电影节展、企业主体、OTT流媒体平台与多元门户有机结合,优质、专业、均衡、系统的多通路传播网络,为全产业链持续发展赋能。面临未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香港电影亟待多维发力,需创新“国家-大湾区-香港地区”协同管理体制机制,提质增效国际市场运维水平,抢占人才与科技全球高地,充分释放中华文化优能。

摘要：“租客故事”是中国左翼电影中以《乌鸦与麻雀》为代表的一种常见叙事模式。“租客故事”模式随着上海电影人南下中国香港,并在中国香港电影史上多次成为不同影片的叙事模式选择。在中国香港这座城市的特殊土壤的培育下,这些电影在“类家庭”的人物关系与可操作、程式化的叙事结构中,建构起了独属于中国香港电影的“租客故事”叙事模式。而这一叙事模式也在发展过程中,借助空间表达显示出该模式所具有的现实批判和人文关怀的、超越叙事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摘要：作为典型的“移民之城”,中国香港一直都是东方与西方、海内与海外移民流动的中转站及自由港,中国香港电影正是在移民文化的孕育下发展起来。本文聚焦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断往返于“金山”与中国香港之间的北美华侨华人与中国香港电影早期发展的密切联系。多元融合、开放流动的移民文化传统为中国香港电影的初兴奠定了海内外基础,华侨华人在中国香港与北美之间的电影活动,则促进了中国香港与海外在电影技术、设备、人才、资本、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交流与互动,大力推进了中国香港电影产业的早期发展,也拓展了中国香港电影的海外市场,并为中国香港电影注入了跨文化性特征。

摘要：电影工业美学理论强调电影作为一种工业产品的商业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中国香港电影要在国际化和产业化的进程中不断进行类型拓展和创新,并适应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在艺术性和商业化之间寻找平衡,提升美学品位和工业品质,实现艺术与商业的双赢发展。

摘要：荫承上海电影的文脉道统,立足东西方博弈的交锋场域,中国香港电影始终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类型电影要素,革新形式与内容,显露出鲜明的在地特色。取径林年同的“镜游”美学,考察20世纪30年代至回归前的中国香港电影,中华文化“大同心圆”的文化生态系统和站位始终润泽着中国香港电影的文化样貌与精神气质,“游”的影像和观念完成了中国电影有别于西方电影的身份自证。回归以来,中国香港电影直面国家意识与本土身份,以怀旧现实主义为叙事策略,在历史与现在的互文创作中,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交融,进而生成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文化记忆。

摘要：任何在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人都会记得中国香港电影及其流行文化在当地文化领域的美好时代。中国香港电影在韩国曾长期被视为“低端的”文化产品。尽管“香港制造”的武侠和功夫电影很受欢迎,但大多数本土知识分子却厌恶它们。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香港电影在韩国的地位迅速改变。《秋霞》在1977年的巨大成功以及成龙主演的《醉拳》的创纪录轰动,使原本被视为“工人阶级男性文化”的电影进入了“大众流行文化”领域,它们所代表的情节剧和功夫喜剧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香港电影在韩国受众中的主导类型,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本土评论家所谓的“香港黑色电影”的黑帮片的兴起。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香港电影是韩国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外来电影,甚至对好莱坞的市场地位构成了威胁。本文梳理了“香港综合征”在韩国的兴起和衰落,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陈秋霞和成龙,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周润发、刘德华和张国荣的中国香港黑帮片,再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林青霞为代表的武侠电影的回归,而后者最终削弱了这一综合征。

摘要：百余年来,在娱乐本位的表象下,中国香港电影始终在多个维度保持着与内地主流文化的内在联系。在价值取向上,中国香港电影自萌芽之初便以儒家文化及岭南文化为精神内核,以“导人向善,导人向上”的文化追求聚焦于平民生活的日常呈现;一些代表性的中国香港影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追求古典化的影像风格,为海外华人观众提供了抒发故国思绪的影像载体;此外,对戏曲元素及民族音乐的创造性运用也彰显了中国香港电影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另一层联结。这些继承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经验构成了中国香港电影独特的美学范式。

摘要：本文梳理了粤语声片从萌芽到繁荣的发展线索,勾勒中国香港电影产业初次兴盛的大致面貌,从市场需求、港口优势、人才来港等角度探讨其繁荣原因。这一时期粤语声片的初兴在制作质量提升与“港味美学”初步显现两个方面对中国香港电影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在文化冷战的背景下,中国香港电影界形成了“左”“右”对峙的格局,并呈现出此消彼长之势。以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左派电影机构,凭借制作、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一度在竞争中占据主动;中国香港右派影人则在美国支持下扩大制片业务,并利用亚洲电影节等平台提升技术,拓展市场,加强交流合作。在此背景下,以《梁山伯与祝英台》《搜书院》等为代表的内地戏曲片被引入中国香港,并大获成功。本文以内地戏曲片在中国香港的接受为中心,尝试运用美国亚洲基金会等方面的档案材料,力图从一个侧面展现内地在中国香港的文化冷战中采取的策略及其影响。

摘要：王家卫导演是香港地区“新浪潮”代表人物之一,对电影有自己的解读和创作手法。他善于发掘情感世界里的各种细节,用独特的视听语言捕捉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状态,用碎片化的电影叙事方式诠释出电影的整体氛围和亘古不变的爱情以及人物的悲凉与孤独感。以王家卫电影中的人物形象为核心,可以进一步了解王家卫电影中如何进行人物形象的塑造与香港地区社会漂泊的社会群体心理状态建立关联,感受割裂的特殊社会文化和人群的漂泊疏离感,同时对后现代语境下的香港地区文化进行审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