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是中国环境监管机制中一项创新性制度安排,探究其空气污染治理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中国337个城市2015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日度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和“回头看”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首轮中央环保督察还是“回头看”政策,总体上都能够显著地改善被督察地区的空气质量,但其对不同污染物改善效果均呈现出异质性特征。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能够长期改善空气质量,但“回头看”政策却不具备长期治污功效,并且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报复式污染”现象。首轮中央环保督察和“回头看”两种政策针对不同污染物的治理效果表现不同,并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受到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调节作用而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本研究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设计,改善空气污染治理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摘要：中央环保督察是我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学界诸多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其运作逻辑和实施效果,但是现有文献对中央环保督察的过程、机制和工具运用的阐释仍不够具体和深入。利用政府内规制的理论视角,详细剖析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运用的各种机制和多样化工具,从而对中央环保督察的规制逻辑有较为微观和细致的认知。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的政府内规制过程涵盖了标准设定、信息收集、行为矫正三个要素,通过充分利用强制性、随机性、互动性等规制机制,大幅提升环境治理绩效。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央环保督察需要通过引入竞争性机制、开展自我规制、加强规制者监管、开展成本收益分析等一系列规制设计来加以完善。

摘要：生态问责制度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基于中央环保督察这项生态问责的执行机制,本文借助自然实验的设计检验了生态问责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媒体报道的情境作用。本文以在沪深A股上市的工业企业为样本,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生态问责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在中央环保督察显著促进了企业增加绿色工艺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影响在不同的媒体报道情境下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生态问责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媒体报道较少或负面报道较多的企业中显著,但在媒体报道较多或正面报道较多的企业中不显著。本文拓展了生态问责作用情境的研究,不仅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还为政府完善生态问责的实施机制及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工艺创新提供了启示。

摘要：官员更替作为中央政府“隐性治理”的重要工具,其对地方环境监管实施的影响亟待实证研究。文章基于南方A省2011~2018年18945家民营企业样本数据,定量分析了近年来在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官员更替制度对辖区内民营企业污染排放规模的影响,并利用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探讨了中央政府的信号机制对于官员更替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近年来官员更替制度对于加强地方环境监管实施、减轻企业排污具有积极作用。在中央政府借助环保督察传递明确的环境治理信号后,官员更替对民营企业污染排放的抑制程度将进一步加强。文章揭示了官员更替制度作为环境治理工具的内在影响机制,并强调具有明确信号机制的中央环保督察是优化“环境监管分权+官员更替”设计的有效制度安排。本文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环境监管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摘要：中国生态环境监管历经"督查"到"督察"的制度转变,为探究国家生态环境监管制度效果、演变逻辑及启示提供了绝佳契机。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对中央环保督察前后进行评估,利用中国311个地级行政单位日度空气质量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的两个阶段都能够对空气质量的改善起到显著作用,中央环保督察结束后,首轮督察和第二轮督察存在短期的持续性。中央环保督察存在溢出效应,同时在城市类型、地理区位、人口结构和污染程度等异质性方面首轮环保督察和第二轮环保督察都出现了显著的特征,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本文的研究为确立中央环保督察的重点区域、规划中央环保督察的合理框架以及实现生态文明的相关政策效果评估提供参考。

摘要：中央环保督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基于中央环保督察、国土督察和区域督查三项督察制度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设计初衷与运行逻辑,并探讨了这一制度的延续问题。国土督察与区域督查生效的启示在于权威性和持续性,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正是从这两个方向进行改进。一方面,中央环保督察致力于将环境保护上升为政治任务,将部门行动上升为国家行动,从而强化权威治理;另一方面,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从而推动政社互动和持续性治理。最后,权威性和持续性也是中央环保督察的延续方向,其延续的目标在于纠正常规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培育新的治理机制。由此建议将督察权威融入常规环境治理机制以及构建以公众参与为支撑的长效治理机制。

摘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环境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本文使用完全饱和断点回归设计和环境健康效应测度中的剂量—反应关系,基于城市空气质量日度数据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经济绩效月度数据,探讨了中央环保督察(试点)对河北省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督察显著改善了河北省的空气质量,且具有长期效果;环保督察虽然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尤其是重污染行业总利润带来了约289.8亿元的经济损失,但也为河北省居民带来了约95.4亿元的环境健康总福利。督察带来的长期健康收益和短期经济损失,最终都会转化为经济绿色增长优势。所以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改善空气质量并产生健康收益,严格的环境规制兼具环境与健康效益。

摘要：中国大气污染治理已初步实现了总量遏制与结构改善的目标,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成功的秘诀在于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即中央督察下的地方环境竞赛与区域协同治理模式。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大气环境治理模式不仅能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借助自上而下、内外结合的作用机制提升大气环境治理效能,而且能够立足于顶层设计视角为污染防治提供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治理模式仍面临来自体制、机制与执行三个层面的挑战。未来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中央地方在大气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同时紧扣“双碳”目标新要求,动态改进大气质量考核指标体系并优化区域协同治理机制。

摘要：新时代中国在质疑声中走出一条有效的环境治理之路,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本文采取制度互补的理论视角,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为切入点,考查中国在环境治理上是如何“把制度搞对”的。研究发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设计与执行能够很好地补足现行法律等其他制度的缺陷,而且制度自身具备内在的互补性,呈现出政治与法治的结构性互补,党内法规、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治理功能耦合,纵向督察机制与全面监督机制相结合以及党和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的特征。制度互补性的生成有赖于历史与现实的塑造、执政党观念的变迁、国家层面的制度试验与“干中学”等机制。本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既能通过分散式政策试验实现经济治理的成功,也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试验解决环境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