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政治中心迁移而产生的南北曲两大曲牌演唱体系,通过乐籍体系下专业乐人的承载,在"北中有南"、"南中有北"的互融、互动中发展。在明代南曲诸腔兴盛的同时,由于历史上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国家礼制仪式只用北曲,北曲具正统性象征,"以北为尚"的观念深厚,在南都教坊与京师教坊相呼应下,依旧有良好的发展空间。本文从历时角度把握乐籍体系承载下曲、腔、调的演进,关注不同阶段腔的不同内涵;南曲之腔、北曲之派体现曲牌演唱的区域风格,而弦索官腔作为官腔特殊类型,则体现出乐籍制度下音声技艺的一致性,弦索官腔的普适性存在,亦对昆腔与弦索调的演化产生影响;在地方官属乐人的创承中,弦索调是弦索北曲区域化发展的结果,其曲牌体制仍积淀于当下弦索腔系统地方剧种中,亦对多类器乐曲形态具有实质性影响。

摘要：历史人类学抑或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历史人类学,是在文化人类学基础上引入历史学研究理念,以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综合视角观察研究对象的学术方法论。文化人类学原本侧重解析共时性存在的文化现象,引入历史学视角和研究方法,考量诸种文化现象的历时性存在.

摘要：学界常以汉唐论中国音乐文化,将两晋南北朝涵盖其中。然而,对后世国家音乐文化发展造成决定性影响的乐籍制度;礼乐文化新发展及对雅乐重新定位;佛教音声之于中原音乐文化的意义;周边国度、特别是西域诸国音乐文化对中原实质性影响等,都凸显于这一时期,极大丰富了中国音乐文化内涵。学界应重新认知两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价值。乐籍制度确立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影响深远,《魏书·刑罚志》等多种文献明证,此前未明确设乐籍置专业乐人。

摘要：戏曲在清中期之前更多以"腔"称,之后才慢慢出现了"剧种"的概念。现时大部分剧种多为昆、弋、梆、黄以及更具区域性的声腔及小调的融合。虽然这些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声腔现在更多具有了区域文化性的特征,但从传统剧目、曲牌等方面仍然保持了极大的一致性。本文认为,明代以降,国家制度规定"小祀乐用教坊司"在小祀中需搬演"官戏",承载官戏者身份多为高级别官府中乐人。再者,乐籍制度禁除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如官属乐人谋生方式的改变、小祀扩大化等,既往由官属乐人承载的"官腔"在各地经历了一个向"土腔"转化、交融、沉淀,进而侧重于区域化发展的过程。

摘要：汉魏以来 ,大曲一直是各朝代音乐文化的主流形态。隋唐时期 ,西域大曲的大规模传入 ,导致中原大曲从内容到结构形式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并对宋代以下的大曲影响深远 ,成就了新的大曲样式。而西域大曲在其原发地却有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部分的保存了原生态的面貌。本文对目前中国存有的三种大曲类型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 ,注重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归属和音乐形态的变异情况 ,以期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脉络看得更清楚一些。

摘要：琵琶在汉魏时期由西域进入中土,历经两千年发展演化,已经成为我国标志性的民族乐器。该器在发展过程中有两大高峰:一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一是明清。尚有一个重要节点,这就是因清代雍正年间乐籍制度解体,该器原本由国家专业乐人为主导转而成为社团和"民间"专业乐人主导样态。琵琶在汉魏时期随礼贡、战争和商旅等大规模从西域进入中土,至唐达到第一个高峰,应用场合十分广泛。

摘要：隋唐时的音乐本身就是多种音乐形式继承与融合的结果,而考察昆曲曲牌源流也可体现出其本身为多源共生的结果。隋唐统治者重视功成作乐和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为文学、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启发了曲牌的进一步转变与发展。总体来说,唐宋大曲向昆曲曲牌转化的过程提供了以下几条思路:其一是规范的乐籍制度,其二是开放包容的音乐理念,其三是注重音乐结构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昆曲曲牌可以自由穿梭于不同的演唱方式中,体现了其词乐关系的极大张力。

摘要：周公制礼作乐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形成礼乐与俗乐类分,两条主导脉络由此生发,一以贯之三千载。既往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这两条主导脉络的认知不够明确,在某一阶段常常强调某一类音乐形态而忽略另一类音乐形态,把握不住类型的系统性和两条脉络持续性存在的合理性,造成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整体特征认知的缺失。虽然学界对俗乐一脉认知同样存在问题,但一直以来在音乐艺术与审美为重心的理念下,以俗乐为研讨的重点,对俗乐一脉发展演化形成基本把握。我们重点对礼乐一脉丰富性和系统性内涵进行阐述,梳理礼乐文化系统的研究过程,意在使大家能够对中国传统礼乐一脉的基本特征有深度认知。认同礼乐一脉,可与俗乐一脉共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意义。

摘要：近代以来，江南地区盛行一种叫做“堂名”的清音组织，这种班社以坐唱昆曲及演奏丝竹吹打为主要业务内容。堂名肇端于明末清初秦淮的清音小部，清初三代君主对乐籍制度的递进措施，使得家班家乐艺人逐渐走向民间，与鼓手僧道杂糅一处，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展过程有许多重要事件生发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进程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诸如左右后世国家音乐文化发展的乐籍制度;礼乐文化新发展和对雅乐重新定位;佛教进入中土后寺院音声的界定,石窟寺中天宫伎乐以及迦陵频伽造像等对中原音乐文化的重要影响;周边国度特别是西域诸国音乐文化对中原实质性介入等。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时期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意义会越来越多显现,甚至会导致中国音乐文化史改写。学界应重新认知两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