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乐舞史上,北魏占有重要地位。它一方面接受乃至强化了周汉以降汉民族的礼乐传统,另一方面也为隋唐时期基于多民族和文化的新乐舞体系的形成开了滥觞。就其贡献而言,北魏乐舞实现了对北方草原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和西域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整合,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固定下来。北魏乐舞制度化是由多方面的合力共同促成的:一是礼乐制度发展的自律以及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推动;二是北魏统治者政治治理的需要;三是中原士族对政治权力的争取。它们共同使乐舞成为艺术与政治、华夏与四夷获得一体的映像形式。

摘要：中国元代诸多史料典籍中，遗存有乐舞艺乐伎，所呈现出自勺质朴巧拙、圆方曲直、长短粗细、浓淡轻重、疏密虚实的线条，时而旋如飞云、捷刚张弛，时而驰奔雄关，漫道苍茫，百态千姿，表现的不仅仅是天地山川美貌，物兽衣冠乐舞艺人之躯，其精髓表现的是人类的智慧、精神、气质、学识、修养的感情再现。

摘要：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在藏彝走廊中分布在岷江、大渡河一带的嘉戎藏族和其所信仰的本波教以及寺院乐舞“羌姆”。将“羌姆”作为“藏彝走廊”这一特定区域文化的一个乐舞现象来考察研究,是希望以历史——民族区域文化为背景结合田野工作资料对特指的音乐文化现象做较深入的理解。也就是说,面对“藏彝走廊”这一范围很广的命题,除了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做微观的典型研究,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摘要：大约是始自5年前,随着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的升温,杨丽萍的名字也日益灼热乃至滚烫起来。时任云南省省长的徐荣凯在自费购票观看演出后,高度评价《云南映象》的两个现实意义:一是在云南民族舞蹈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中,如何凸现艺术家的个性并以此来引领和丰富舞蹈民族性的时代建构;二是在云南民族舞蹈的生态保护和风情展示中,如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并进而实现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的统一。5年来,从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到大型藏族原生态歌舞乐《藏谜》,再到日前又一次轰动京城的大型衍生态打击乐舞《云南的响声》,撇开具体的艺术创造和审美追求不谈,杨丽萍的上述作品正是以徐荣凯同志指出的"两个现实意义"深刻而强烈地影响着我们演艺生产的现实。

摘要：满族作为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之一,拥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艺术。满族及其先人女真长期崇尚武艺,这种生活方式也逐步地进入到了劳动生活中各个不同的方向以及整个满族社会日常的各个层面。＂东海莽式＂就是这样一种满族原始社会生活的文化再现,浑然将生活与歌舞结合在一起,将满族人民能歌善舞、豁达直爽的风格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摘要：就赵文化乐舞的历史渊源来讲,源于周时的"礼乐"文化解体后的"新声",后又由"赵声"发展成熟为"赵讴"。以"赵之声"为代表的赵文化乐舞的艺术范式,是在吸收了赵地慷慨悲歌的民俗特征、民族融合的新鲜血液、商品经济的都市风尚以及晋国优良的乐舞传统之后而形成的。赵文化乐舞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浓厚的地域性和独特的艺术性。

摘要：举世瞩目的伦敦奥运期间，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于当地时间8月10日晚在伦敦萨德勒斯威尔斯剧院隆重上演。这是由音乐书法家李斌权携手中国古琴演奏家、新伦敦交响乐团和英国尚特立现代芭蕾舞团、中国那尔斯现代舞团倾情演绎的“2012伦敦奥运中国书法音乐会”。

摘要：汉族民间舞蹈典范之一花鼓灯，主要流行于淮河流域的安徽、河南等省，传承发展比较突出的是在安徽淮河两岸。因历史上曾是灯节期间表演的节目，而“花鼓”是其乐器演奏中的领奏乐器，故被称之为“花鼓灯”。安徽花鼓灯含歌唱（《花鼓灯灯歌》的词和曲）、舞蹈、器乐演奏、盘鼓（技巧和杂技）、后场杂剧五个部分，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支撑，组合成完整的统一体。艺术风格突出，历史积淀丰厚，在我国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

摘要：乐舞是伴随人类的产生和发展而来的,在人类文明的延续过程中,乐舞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仪式活动的独立性与稳定性,使其原貌得以较长时间的存续,可以作为某一民族或族群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苗族生存、繁衍、延续的过程中,芦笙舞依靠其强大的凝聚力进而在民族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选例云南乌蒙山系区域这一学界关注较少的苗族族群的芦笙舞,立足其传统历史与文化,从其由来、体裁形式、程式及编制、用乐特点等方面,探析其艺术特质。

摘要：从《夏龠》到《大武》，史诗性乐舞中的扮演和叙事都有所加强。尤其是在《大武》之中，诗、乐、舞全都具备，而且有武王、姜太公两个主要角色的装扮表演，与“以歌舞演故事”的方式颇有相近处，对后世戏剧的表现方式应有潜在的影响。但由于这类乐舞还是用以歌舞为主的形式表现故事情节，故事情节还欠具体，故与王国维所言的“真戏剧”尚有较大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