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之一是积极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特别是国际法治建设和发展。三年来,我国在商事争端解决机制设立和法治合作等方面已经有了初步设想和进展,可以在投资争端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但是在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方面,仍然没有相应的设计。我国应该以TPP文本为参考,及时提出相应倡议,包括比WTO规则标准更高和更为全面的贸易规则以及统一的投资规则。

摘要：随着海底勘探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海底资源勘探活动日渐繁盛,相关争端也随之增加。为提高国际海底资源勘探开发活动争端解决的效率和专业性,国际海底管理局曾在《“区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规章草案》中创新地提出了“审查机制”。然而,近年来有关“审查机制”的讨论逐渐湮灭。原因在于,该项制度设计虽以效率和专业性为重,但实际上却部分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于中国而言,国际海底资源勘探开发活动的争端解决制度创新是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海洋强国”的应然关切,“审查机制”酝酿的理由及其夭折的原因理应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海底制度建设的有益鉴戒。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包括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使人们日益意识到有必要在投资条约中明确东道国的金融规制权。在这方面,美国、加拿大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范本对金融审慎例外的安排具有代表性,已经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投资条约所借鉴。然而,无论从缔约实践还是争端解决的角度,既有的金融审慎例外条款都还只是初步的,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完善。中国应当在借鉴域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具体情况设计恰当、合理的金融审慎例外安排。

摘要：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重新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体现出缔约方对于国际投资机制的调整。相比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投资章节的设计体现出更加精细化和均衡化,也更具效率性和针对性。它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的规定表明“卡尔沃主义”正在回归和“美国化”,而协定针对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作出的不同安排也会使目前的机制更加“碎片化”。此外,投资章节中有关“非市场经济”的规定除了会对中国的投资产生影响外,也包含着明显的政治意图。对此,我国应当继续推动贸易协定谈判,拥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同时也积极探索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方式。

摘要：海洋生物的养护与管理措施是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管理公海渔业最重要的法律手段,而确定鱼类的总捕捞量并在国家间分配则是其核心问题。然而,国家可以通过提出异议来避免受养护与管理措施的约束。如何设计合理的异议处理机制是所有区域渔业组织面临的难题。本文聚焦异议审查这一独特的制度设计,对目前仅有的两个相关案例--关于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对渔业配额的两个异议案进行评析,从这两个异议案的处理中梳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关于配额分配的法律争议,分析审查专家组的立场和未解决的问题,并论述该组织的两次审查实践的意义及影响。

摘要：在新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南北国家'分界日益模糊,许多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出现身份混同,传统国际投资法领域的南北对立色彩日渐淡化。本文围绕2012年中国与加拿大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以加拿大国内舆论对该协定的相关质疑为契机,全面论述了投资协定对缔约双方的作用,结合美国投资协定范本和已签署的中外双边投资协定文本,深入剖析投资准入、税收与金融审慎措施、征收补偿标准等敏感问题,对投资协定的例外制度进行了梳理,论证中国-加拿大投资协定在制度设计上充分照顾到投资者与东道国各方利益,体现求同存异,同时也指出其中的些许不足。

摘要：6月底，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分别在深圳和西安挂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引起社会各界以及国际传媒的极大关注，主要关注两点：一是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是什么模式？是否会对既有的中国民事诉讼制度有突破和对国际争端解决市场的现状有冲击或具有冲击的潜力？

摘要：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及11项相关顶层设计的出台,传统诉讼和传统仲裁根本无力应对这一局面,只有顺应社会发展,积极大力发展"互联网+争端解决方式",也即以网上仲裁为核心的网上争端解决方式(ODR),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电子商务争端。具体应从电子文本的书面认同、统一可仲裁性规定、拓展网上仲裁效力范围、设立网上仲裁机构的信用标志等方面入手,构建适应我国电子商务争端解决快捷性和便捷性的要求,符合国际通行的网上仲裁程序标准,并提供适应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保障。

摘要：本文结合孟加拉国重油电厂EPC项目实践,从争端解决的约定、汇率成本及变化、合同价格与支付、违约罚款四方面对海外重油电厂总承包项目合同风险进行总结,并提出应对措施。争端解决的约定业主为维护自身利益,通常在合同中将适用法律和争端解决机构选择为本国法律和机构,这为承包商后续的正常维权带来巨大风险。

摘要：《文化多样性公约》制度的内在缺陷,成为其实施困境中的首要问题;文本的诸多制度设计与WTO框架及理念存在冲突,使其在当今以WTO为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下的运行缺乏良好法律环境。为此,需推动《文化多样性公约》与WTO制度关联,平衡多方面利益,发挥非政府组织功能。就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加快"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国内立法,采取公约所允许的文化保护政策;另一方面要在解决国际争端中争取《文化多样性公约》的法律地位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