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迪欧与中国理论之间存在一种“双向旅行”的对话关系,事件哲学是他与毛泽东、贺麟、张世英、艾青等中国“主体”相遇的思想成果。通过对张世英的“再发现”,巴迪欧顺利地将中国的黑格尔辩证法研究“一分为二”:贺麟所理解的保守的“黑格尔”是一个将人道主义、国家主义与神秘主义融为一体的黑格尔;张世英所理解的革命的“黑格尔”是一个将唯心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的黑格尔。张世英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阐释成为一种助力,参与了巴迪欧事件哲学的发生。巴迪欧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研究勾连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毛泽东的辩证法,可以成为当代法国革命的源头活水。文学艺术事件在巴迪欧的事件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与其他类型的事件相比,文学艺术事件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能在思想的秩序中赋予事件以其应有之价值,中国革命和革命的歌者也被巴迪欧纳入“事件”的序列。在这些理论工作的合力中,事件哲学的发生作为一个全球性思想事件,体现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进展。然而,当巴迪欧将“中国”纳入事件哲学的体系时,“延异”或“误读”已然发生,因此,当我们将其哲学引入中国并挪用为一种阐释学时,同样应该知晓它的限度所在。

摘要：重读孙甘露早年的小说可以重温1980年代后期的小说语言变革。孙甘露的独特之处在于用仿梦的手法展开叙述,让语言进入梦境,使语言的自主行进获得了自由,也由此越过了旧有小说的规则。因为孙甘露的语言和形式突破,当代小说获得了更加宽广和自主的形式表现。应该把孙甘露和他的先锋同道一起进行的语言变革视为一次文学语言事件,它具有事件哲学的意义,也具有历史化的本体论的意义,亦即它能重构此前的小说规范,并能影响此后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进向。它与文学的历史一道形成了持续发散的动能。

摘要：现今,主体教育研究需要转向事件哲学视域,重识主体教育的“危”“机”。在事件哲学中,主体是以弱的、开放的和有风险的方式被重识为“分裂的主体”“缺失的主体”“空的主体”;相应地,主体教育“朝向事件本身”,揭示教育在绝对的差异、否定、缝隙关系中呈现事件,以独一的、机缘的和行动的方式,让“新来者”“入场”到多元、异质的可能世界。主体出于事件的“美丽风险”,追寻“不可能中的可能”,处于产生和逃避“死亡驱力”的矛盾中,需要不断地介入、命名、调研和力迫。主体教育强调教育主体从本质的、封闭的、同质的关系中解放出来,确立其存在的优先性,保持开放、包容,并在求异创新中,呈现政治主体、艺术主体、爱的主体、科学主体等多元主体。总之,只有在出于事件的行动及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中,主体教育能发挥积极的影响。

摘要：红色经典以艺术-哲学的方式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革命的载体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的红色经典可说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现象。文章通过对电影《董存瑞》《英雄儿女》的分析,结合当代思想家巴迪欧、德勒兹等的“事件哲学”思想,试图打开一个可以观照社会主义目标及其表征的理论入口。本文指出,红色经典让我们遭遇到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事件”,一个阿兰·巴迪欧所说的“点”或者说“强奇点”,世界与主体之间的新的审美关系在这个“点”上瞬间生成。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在审美活动中瞬间爆发,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原子偏离直线的运动,偏离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被设定为自由。巴迪欧等当代思想家和马克思从“爱的事件”的发生、从“美的规律”的角度发现了真正的人的生产,及人类学意义上的审美经验的完整性,即人的自由意识的充分实现。这种完整性其内里是利他的爱与牺牲,它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伦理基础,以及当代社会信仰的基础。百年中国红色经典以其不同于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经典的内容和形式,开启了新的世界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它属于一个新的、未知的世界。

摘要：伴随着当代西方文化思想的转换,在传统形而上学被不断瓦解和后形而上学理论重组重构的过程中,'事件化'的思维方式逐渐激发起思想家的理论兴趣,一种关于事件的哲学思考逐渐进入当代的理论视域,'事件哲学'因而成为理论和知识建构的当代形态。从哲学视域看,事件哲学试图给出哲学反思的'本体论承诺',以取代先验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谵妄;从历史视域看,事件哲学探寻重建时间维度的历史学记忆,以取代历史决定论的线性规律;从政治视域看,事件哲学力图重启批判理论的政治学实践,以取代价值中立的知识论立场。作为在20世纪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中兴起展开的一种新的理论视域,事件哲学是对奥斯威辛和古拉格群岛等具有症候意义的历史事件的诊断、反思与批判。事件哲学将以其另类别样的思考方式展示当代理论的价值取向与意义追求。

摘要：1965年,约瑟夫·博伊斯在德国杜赛尔多夫的画廊进行了《如何向死兔子解说图画》的行为表演。这件艺术作品无疑与传统的艺术作品不同,它更像一个“事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在20世纪的思想家之中,法国哲人吉尔·德勒兹从先哲的论证之中生发出独到的意味,并对时代的状况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因此其思想被冠以“事件哲学”的称号。尤其重要的是,事件对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乃至艺术的本质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摘要：巴迪欧以“非美学”思想开启了哲学与美学对话的新方式。他重新阐释了哲学与艺术的关系,试图以“非美学”思想重构西方美学史。在他看来,艺术具有独立性,真理来自艺术本身,因此,要在艺术领域中追寻真理。艺术真理的选择在于“忠诚主体”,艺术真理的建构在于“艺术构型”,二者合二为一,共同构成“非美学”的真理进程。与美学相区别,“非美学”思想的核心在于艺术不需要转化为哲学的对象,其自身就可以产生真理。从根本上看,巴迪欧建构“非美学”思想的目的在于拯救真理。面对真理被解构的僵局,他借助“非美学”思想重新建立起追求真理的信心。

摘要：阿兰·巴迪欧从集合论的“类性”事件哲学出发,认为真理来自艺术、科学、政治和爱四个真理程序中。真理是一个过程,一种信念。真理就是主体对事件的忠诚。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独一的”非美学关系。艺术真理是始于艺术事件的“艺术构型”(artistic configuration),“艺术构型”是无限“类性”作品的混合。艺术真理在诗歌中展现为思想的事件。巴迪欧的艺术真理思想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摘要：法国当代重要哲学家阿兰·巴丢在他的专著《内美学手册》中提出了"内美学"的思想。"内美学"思想既是艺术与哲学关系的"第四种图式",也是巴丢对艺术与真理关系的一种重新建构,同时也是对特定艺术作品"内在哲学效果"的一种解读方式。"内美学"与传统思辨美学有联系又有显著区别。它是一种"反美学"或"准美学",是一种哲学策略。"内美学"对于思考当代艺术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也存在某些局限性。

摘要：伊格尔顿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与事件哲学有没有关联?如果有,为什么伊格尔顿直到第五章才开始讨论event?为什么这些讨论仅仅局限于其中的一小节?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我们不得不梳理一下他所运用的部分概念。伊格尔顿的"结构/事件"观不但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以及保罗·利科尔的解释学,还参考了吉登斯的"结构化"以及伊瑟尔的"策略"概念。但是,伊格尔顿提出的文学艺术的"事件性"并不同于巴迪欧的"事件",倒是更接近于德里克·阿特里奇提出的"文学伦理学",因为文学艺术在伊格尔顿这里最终要产生实效,是一种自我批判、面向未来、敞开种种可能性的伦理活动,审美实践最终可以看作一种更高层面上的道德实践。而这种理解,既符合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也符合我们对他的既定理解与期待。为了完整把握"文学事件"这个书名,不妨把"文学的发生"与"文学的后果"的涵义也囊括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