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易（一七四四—一八〇二）一生行年五十有九,行迹遍及浙江、山东、河南、河北、江西、江苏、京师等地,可谓足迹半天下。其一生活动频繁,且善于交际,以运河为纽带、金石书画为媒介交游甚广,仅见于记载的友朋就有数百人之多。他所交往的人群有高官名宦也有学术尖端,有名门望族也有底层草根,他们与黄易之间的交往大多是因为金石书画的同好而结缘。就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看,黄易所结交的书画篆刻家中有倾向于师法金石文字的篆隶书家,也有倾向于师法文人墨迹的帖学书家。因为频繁的交往,他们对书法艺术所持有的倾向性对黄易的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创作的审美取向也有明显的影响。现以书法作品为参照,简要考察黄易的交游与书法创作取向之间的相互关联。

摘要：本文从深圳博物馆藏宋湘《行书试帖帝京赋诗稿卷》入手,分析了其文字和刻本间的差异,艺术风格特征,考证了宋湘与何绍基结识的时间,以及宋湘赠《帝京赋》长卷、何绍基题跋的事实。还对戴?孙与宋湘、何绍基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宋湘与何绍基的联系。

摘要：沙孟海与施蛰存系数十年好友,其二人的书信往来中蕴含了金石、考古等诸多方面的学术信息,在书法艺术快速传播的当下,回顾二人的金石理念仍有着振聋发聩的借鉴意义。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专业化发展势态异常迅猛,但有关金石学的关注程度仍显迟缓,高校书法专业课程设置中并未将金石学置于课程位置。回顾沙孟海与施蛰存二人关于金石学的深刻见解,可为高等书法教育工作者重新审视金石学的存在意义提供指引与启迪。

摘要：金农学贯古今,精通书画、诗文、治印,尤喜收藏金石拓本,深厚的学识与才情使他成为“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他虽终身布衣,但通检冬心诗文集,不难发现其交游圈甚广,尤其与后来称为“扬州八怪”的汪士慎、高翔、郑燮等人往来密切。他们皆有颇高的诗文修养和独特的艺术见解,在彼此的交游中相知相惜,互相影响。

摘要：本文通过考察吴伟业与画坛"四王"的交游,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对明末清初文人生态进行个案研究,揭示"文人"与"文人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互相影响、协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摘要：吴门画派的兴起和取得的成就，既开启了有明一代绘画的新风，又给了后世深远的影响。当时流行于士夫文人中的哲学、文学思潮对画家的创作具有积极的影响，新思想对文人画家自我意识的加强、自由精神的追求起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存在于吴门画派的身后其实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艺术群体，特色鲜明的文化艺术氛围成了吴门画派产生、发展的重要基础。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郑曼青在绘画创作与美术教育领域曾有过重要影响,但随着时代变易,渐为后人淡忘,鲜见与其相关的研究论著。梳理郑曼青此一时期艺术活动的基本史实,以民国初年郑曼青在北京和上海广泛参与的美术教育、画会雅集、同道交游等活动为视角,观察民初京沪画界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以及美术教育的变迁与历史境遇,进而考察郑曼青如何在这一历史境遇中形成其具备鲜明文人画特点的画学思想,发出与当时"传统派""国粹派"继承发展传统画学精神一致的呼声,是对近现代美术思潮流变之历史考察的重要补充。

摘要：真正的书画鉴赏家、收藏家一定是“知宝书画其重装潢”。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之卷二《论鉴识收藏购求阅玩》中提出“则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装裱,装裱而殊亡锌次者”。明代周嘉胃在《装潢志》中记有“上品名迹,视之匪轻,邦家用以华国,艺士尊之为师。师犹父也,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宝书画者,不可不究装潢”。

摘要：清乾嘉时期,徽派著名书画篆刻家巴慰祖客居汉上,业鹾为贾的同时,依托盐业贸易在吴楚之地交游。汉上一系列的交游互动,彰显了巴慰祖艺术风格的提升、传播和人格魅力的塑造。一方面,巴慰祖借助诗文雅集酒会,影响汉上文人养成风流雅化的人生态度和追求;另一方面,巴慰祖与儒生的学术和鉴藏交往,使得金石研究与经学复古形成思想上的汇流。在此期间,古玺印章修复、古剑器物鉴赏、汉上篆刻会刻、赠印摹勒访碑等活动,无疑对其温厚静穆、淳朴典雅的印风起到滋养作用。通过该案的研究,进一步巩固了在地域文化的视域下,对乾嘉时期的汉口乃学术重镇地位的认识,佐证在乾隆后期汉口与扬州等长江中下游城市的徽派篆刻互动形态的重塑,彰显徽商旅外群体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贡献。亦让近三百年前的历史从纸面走向鲜活。

摘要：宋代文人的交游活动具有艺术化特征,主要表现在雅而不俗的礼物往来,含蓄蕴藉的情感表达和具有文化气息的活动内容。花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内涵,宋代文人交游的艺术化、审美化借助花传达得最为充分。因此花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人事往来、情感呈现乃至具体的交际活动中,都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