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巧不成书”这条古训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么?也许是。纵览中国电影史长长的作品目录,从20年代的《孤儿救祖记》算起,到30年代的《姊妹花》、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50年代的《女篮五号》、60年代的《达吉和她的父亲》、70年代的《小花》、80年代的《乡情》,直至新近上映的《安丽小姐》等等,我们不难扰出一大批以“巧合”情节为主的影片,足见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确乎有一代代电影编导在创作中实践了这条古训,尽管他们的作品题材不同,风格、样式迥异。也许不是。数年前已有论者对此提出非议,如刘一兵同志认为:“无巧不成书”对于电影不是真理;电影“无巧也成书”。我赞同这种观点,并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因为对“巧合”的探讨除涉及电影剧作观念更新之外,还牵涉到中国电影的深层文化底蕴、电影艺术家与电影规众的民族文化心理等一系列研究课题。循此剖析下去,便产生了这篇不成熟的备忘录以求教于方家。

摘要：《红楼梦》中有些人物,或其自身,或与其他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关系,即某一人物在与他人的关系上,表现为自相矛盾或与他人矛盾。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除个别可能为版本传钞过程中的失误以及作者有意的因素外,其余大都与创作过程有关,是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过程中留下的痕迹。从这些"矛盾"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创作中"减头绪"的创作思想。这种"减头绪",从数量上说是减少了人物,但从艺术成就上说却增加了典型,这正是艺术创作的辩证法。所以,对于这类"矛盾"的研究、探讨,对研究曹雪芹的创作及《红楼梦》的成书过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要：无论创作还是鉴赏都需突显核心创新性元素,思考何为最具核心竞争性的独异点。本文提出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之间的关系需再思,对常规性情节型电影而言,核心创新点往往是人物关系创新,只有人物关系创新才能带来人物形象的真正创新,对人物的创新需转换视角从人物形象转移到人物关系上来。文章从人物关系创新看《周处除三害》的核心创意,认为陈桂林的罪犯和警察双重迥异身份的悖反合一且他的动机和行动割裂带来错位效应是其关键创新点,进而提出动机和行为关系的新命题,挖掘其背后的价值之真与形式之真的编剧哲学命题,并对作为戏剧影视编剧基石的亚里士多德悲剧定义中的“严肃”命题进行探讨。陈桂林的故事超越了英雄惩恶扬善模式,以艺术之真引发艺术之美,以书写真我引发观众共鸣。

摘要：曹禺戏剧预设的人物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剧场性。他总是赋予每个人物多重身份,承担着多种戏剧任务,建构起网状的戏剧关系,形成多向的性格冲突和内在的心灵冲突,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引导受众的审美注意;剧中人物总是被预设在由亲缘关系、情感关系以及主仆关系等主导的复杂三角网络关系之中,始终处于一种动作之中,融视觉、触觉、听觉以及动觉于一体,产生一种扣人心弦的艺术张力,使受众持续保持审美期待;人物之间的关系总是被主体欲求所主导,不仅将三角关系异化为一种非常态,而且有意扭曲、变形、彰显和放大,产生一种惊奇效果,使受众始终处于心理优势之中,从而增强审美的欲望。

摘要：女性及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处境一直是导演李玉所关注的议题,在她的影片中,无一例外都是围绕女性角色来展开情节,以女性立场关注女性个体的命运及内心挣扎,并以女性视角观察并反思两性关系及社会问题,这种观察和思考亦通过影片中人物关系的设置而得以体现。

摘要：电影《三块广告牌》在一个构想的时代背景下,展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具有社会意义。本文在电影作为戏剧表达的一种形式为参照系的基础上,从人物关系的角度,通过人物自觉意志的表达、人物的"发现"和"突转"之间的联动关系,指出人物关系对电影中戏剧性表达对电影审美价值的塑造,并对电影中戏剧性的内在和外在进行解读。

摘要：《玩偶之家》的人物关系设计张文焕文学作品中，人物关系的设计，是作品整体构思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不仅涉及到作品的结构，而且直接影响到作品情节内容的展示。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确立、关系的演进、关系的深化与发展，主人公在人与人关系变化过程中性格的开展，都是作...

摘要：与Jason Rainville一同开发那些能创造一个清晰故事及令人难忘角色的设计技巧我喜欢好故事,并逐渐体会到用视觉艺术讲故事是多么有趣而重要,却又很困难。我认为它带给观众的不只有美。一个最爱的小说人物的迷人镜头确实很有趣,不过一幅故事插画却能引领人们在图片里遨游,在创造的时空中生活。我强烈赞同,设计必须明确而令人难忘,可惜如今很多设计都倾向把太多细节融入设计中,这会导致杂乱无章,全然不顾这些细节是否合理而有意义。

摘要：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双红堂民初京调折子戏《马前泼水》具有独特文学艺术价值:它巧妙运用崔氏与朱买臣、崔氏与张石匠、朱买臣与和尚间人物关系场的变化构成全剧基本内容;通过人物态度反转,制造戏剧冲突,形成张力;在崔氏与石匠、朱买臣与和尚的关系场中分别安置"隐形朱买臣"、"隐形崔氏",使并行的两条主线在潜层呼应交融;三组人物关系场的变化实则饱含了编者对贫寒书生发迹的愿景,对妇女嫌贫爱富、背弃丈夫的批判,以及匡扶人心目的。

摘要：作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代导演,谢晋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在其创作的36部电影中,家庭叙事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谢晋导演在这些电影中有意识地或潜意识地表现出对家庭教育目的、方法、物质基础和终极理想等的全方位思考。其家庭教育观的形成一方面植根于个人因素,如原生家庭和成长历程,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其所身处的复杂又急遽动荡的历史时代。家庭教育观在其电影的人物关系上表现为家庭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倒置,具有创新意识、代表社会进步和意识觉醒的“弄潮儿”更多地占据了教育者的位置,代表保守和落后的父辈成了被教育的对象,两者之间经由否定-对抗-怀疑-认同的路径而最终实现从思想理念到精神情感两个维度的“大团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