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范仲淹有《渔家傲·秋思》一词。欧阳修称范仲淹是“穷塞主”,并作同题词送别王素,后世评论者多称赞范词而贬欧词。范仲淹之作属于咏怀词,因情感的注入而容易与读者产生共鸣。欧阳修所作之词则是一首送人赴任词,产生在送人赴任诗尚功名的文化背景之中,是“以诗为词”的表现。送人赴任诗作为交际性诗作,扬弃悲哀,重视功名,以喜别为主,是具有功能性的。在其影响下的送人赴任词也具有同样功效。送人赴任词虽然在艺术上不够完善,但是为后来的东坡范式,提供了重要参照。纵观两宋时期,一直存在送人赴任词。南宋时期,辛弃疾不主故常,打破程式,为送人赴任词注入了情感,实现了送行者与临行者情感的合一。其后,送人赴任词逐渐成为豪放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以下简称《江城子·记梦》)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悼亡词,该词风韵奇绝,泽被后世,被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该词已被选入多种诗词选本,并进入高中语文教材,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关于该词的情感意蕴、艺术造谐和经典化历程,学界已有较多探讨。

摘要：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摘要：一个大作家总是以自己的创作特色将他自己和其他作家区别开来。同时，创作特色显然并不是什么单一的东西。它们往往以自己丰富复杂的呈现，反映了作家的精神面貌和艺术手段的丰富复杂。

摘要：“以诗为词”是现当代词学研究中的常见术语。对其概念的合理解释有助于促进宋词流变史的研究和词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在辨析各家观点的前提下,主张从艺术感受和审美直觉的角度,理解东坡“以诗为词”的创作特征,尽可能地弱化艺术研究中逻辑的和理性的研究方法所产生的片面性。

摘要：万云骏先生在《试论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评价问题》一文中,引严羽和元好问的诗评,以证苏(轼)、辛(弃疾)“‘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就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缺乏比兴,缺乏形象”,“不利于词的艺术上的发展”;批评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对婉约与豪放两派的作家、作品“褒贬从心,抑扬失实”云云。对上述观点,我有不同看法,故不揣浅陋,与万先生商榷。严羽的《沧浪诗话》成书在苏、辛豪放词派形成之后,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只批评了苏(轼)、黄(庭坚)的诗风。

摘要：一、综合研究苏轼诗词近代美国心理学家S.阿瑞提在其《创造的秘密》一书中提到:“天才是由于在一个人的心灵当中各种文化要素产生了有意义的综合……实际上,有意义的综合就是创造过程本身,它是那样富于意义,并且不可预料。”[1]苏轼的创作就是如此。苏轼的创作实践中出现了以文为诗、以诗为词、诗画一律、书画联姻等综合交叉现象。对于苏轼文学作品的研究.

摘要：从词体功能变化的角度观照苏轼的"以诗为词",可知功能指向的变化决定了苏轼词作的整体艺术风貌以及音律形式的变化。通过对于杭州词的考察,苏轼早期对于词体是以诗歌交往酬赠的功能介入的;与柳词相比较,苏词的章法脱胎于柳词高境,只是抒情功能产生了从艳情到士大夫之感的变化;分析词体功能变化的原因,与苏轼"写胸中之妙"的文艺观有关。

摘要：破体为文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诗、词同属于韵文,故其间往往借资渗透、互相参用。"以词为诗"的理论命题虽然至明代才首次出现,但作为宋代的代表性文体,词对诗的影响在宋代已颇为突出,秦观可视为代表。北宋中后期以后,文学批评领域开始出现"诗如词"相关论述,"诗似词"也逐渐成为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宋代"以词为诗"具体表现在集词句为诗、翻词入诗、化词境为诗境三个方面。"以词为诗"赋予宋诗以柔情韵致,扩大了宋诗的题材内容,增强了宋诗的艺术表现力,并丰富了宋诗偏向感伤的情感基调。"以词为诗"与"以诗为词"是宋代诗词关系的双向互动,共同促进了宋代文学的发展与新变。

摘要：王安石词作较少且精品不多，但在北宋词史上却有特殊意义。他有意识地以诗为词，融诗入词，将原本只属于诗歌的思想内容、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引入词的创作中，开拓了词境，打破了诗词的严格分界，提高了词体的地位，为苏轼的“以诗为词”提供了铺垫和准备。王安石是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诗词合流发展历程中的一位重要参与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