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大肚神僧为主尊,身侧伴一虎,左右各坐一胁侍的组合常见于明代造像中,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等处均有收藏。神僧多被认定为布袋和尚,二胁侍身份、三人与虎的关系则众说纷纭。结合宋元图像资料考证,明代大肚神僧造像的母题应为丰干、寒山、拾得"天台三圣"组合或三人与虎同眠的"四睡"组合。大肚丰干形象的出现,是宋元禅宗信仰结合特殊历史情境对布袋和尚形象进行转用的结果。该母题在元代以后的雕塑、绘画中不断演化,表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佛教信仰实践,在时代观念、宗教倾向及大众诉求等因素的影响下往往超越正统经院文献的叙述,更加真实地反映佛教信仰的形态与面貌。

摘要：宗炳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具有深厚的佛学修养,也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对中国山水画的基本特质、规范颇有建树。宗炳的绘画理论和佛教理论印证了其艺术家与佛教信徒双重身份之间关系密切,对其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影响深远。

摘要：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需要雕塑家的潜心投入,而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也会对雕塑家产生影响,但艺术和宗教之间有根本区别。戴逵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雕塑艺术家,其本人的信仰是否会影响其艺术创作,艺术创作是否会影响信仰,是难以简单论断的问题。从研究佛教雕塑艺术家戴逵的佛教信仰与雕塑创作的关系入手,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启示。

摘要：山东博兴县龙华寺遗址出土的铜佛像在山东佛教艺术研究史和中国佛教艺术研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古代博兴地区佛像铭文,反映着生活在北魏、东魏、北齐、隋初博兴民众佛教信仰的心理特征,而龙华寺佛教文化艺术对当地的影响,则使之成为博兴地方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摘要：山东省济南市的灵岩寺辟支塔专以辟支佛作为起塔因缘营建,是现存唯一以辟支佛命名的佛教塔刹。灵岩寺辟支塔古朴雄浑、挺拔庄严,其建筑可以看作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灵岩寺辟支塔的营建体现了北宋佛教的发展趋势,也说明了北宋山东地区的佛教信仰状况。

摘要：从认识全球数千年来艺术的主要传统出发,讨论中国艺术传统的基础是什么,是这些年来大家愈来愈关心的问题。但这上下涉及4000～5000年,东西横贯欧亚大陆,在这篇短文中,只能表达一种提纲式的思考内容。

摘要：一古代敦煌人把开凿石窟、绘塑佛像看作二种可以实现祈愿的功德,是可以“光昭六亲”、“道济先亡”的善举,因此,世世代代造窟成风。佛教信仰成为世俗生活中的重要活动之一,“崇信三宝”不但得到社会的认可,而且被认为一种道德表现。从社会心理来考察,这种信仰里包含着一种审美意识:对佛、菩萨、净土世界的信仰,也包含着对被信仰形象的真、善、美的理解与想象。生活在那个社会中的艺术匠师们,除了具有上述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他们还具有卓越的艺术表现力,使群众的信仰与审美想象,在他们的绘塑作品中具象成形,成为客体,受到广大信众的膜拜与喜爱,从而形成了社会性的共同的美感。敦煌文献中,这种材料比比皆是。

摘要：我国织绣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艺术传统,织绣的品种十分丰富,堆绫便是其中之一。据古代文献和传世及出土实物分析,堆绫大体包括堆绫、钉绫、贴绫、堆纱、包纱、贴补绣等。这些名称有的是依照不同做法而定,有的是不同地区的习惯称呼,但都属于堆绫的范围。所谓堆绫,是按照预先设计的花样,裁剪出各式各样的绫片,然后将绫片下面托纸,并粘贴牢固,再用针线将其钉缀在绣底上,组合成层次感、立体感很强的图案。通常堆绫主体花纹部分需要多层次的绫片来表现,比如一幅堆绫折枝牡丹作品,牡丹花头就是用深浅不同的色绫组成,花瓣采取退晕的配色方法,由深到浅或由浅到深地自下而上堆叠而成。堆绫的层次有的二三层,有的四五层,甚至六七层不等。严格地说,堆绫、钉绫。

摘要：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国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思辨、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日常生活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饮食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留下了佛教信仰的深深印迹.其中,从中国素菜的发展史上,尤其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响.

摘要：白乌二年金方奇出土于宁夏盐池,有学者认为其为隋大业九年(614年)称帝、建元白乌的向海明政权遗物。本文通过对三件金方奇纹饰的观察,发现其有明显的西亚艺术特征,并带有袄教色彩,与向海明的佛教信仰不符。同时,结合相关文献,推测其铭文中的纪年应为418年。可能是十六国晚期的某支内迁南匈奴称帝、建元白乌,并于白乌二年(418年)铸造了这三件金方奇。金方奇的发现为研究十六国晚期内迁胡人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