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次一东亚地区佛教寺院的考古发现二东亚地区佛教寺院的主要类型及其阶段划分三相关问题探讨五世纪之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在中国内地敷扬甚广的佛教通过多途径传播至朝鲜半岛,并经由百济影响到日本列岛。寺院作为佛教僧侣从事法事活动和日常修行的场所,伴随着佛教的流传,在各地先后建立起来。由于历史、环境及人文诸多原因,朝鲜半岛和日本现存许多五至八世纪的佛教寺院,有关佛寺的探讨不断推陈出新。而作为东亚佛教寺院源头的中国,唐代以前的地面寺院均湮没于地下,因此相关研究进展甚缓。近年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中国发现和发掘了数座北朝至唐代的佛教寺院,一些早年的调查发掘资料也陆续发表出来,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佛教寺院建筑结构与布局、建筑工艺与技术以及建设理念与功能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探讨东亚地区中古时期佛教文化交流与建筑艺术的传布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

摘要：版画起源于中国,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实物证明,佛教僧侣、信徒是最早使用印刷术者。(罗树宝:《中国古代图书印刷史》,岳麓书社,2008年,第24页)玄奘在长安慈恩寺开设译场译经(648—659),并在此“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驼无余”,这是我国刊印佛教版画的最早文献记录,说明在初唐就有了版画的制作。成都、西安等地曾考古发现了唐代刻印、图文并茂的《大随求陀罗尼经咒》,敦煌藏经洞也出土了千佛图、单张佛教版画及佛经插图等一批珍贵的唐代佛教版画,其中最著名的是《金刚经》靡画,从该经卷末刊刻的题记可知该作品刊刻于唐咸通九年(868),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有确切纪年最早的版画作品。

摘要：前段时间，逸之在北京做了一个展览，名日“行方便”，副标题是“刻者李逸之”。以“厕事”为创作主题，即遭不解，原因是“方便”虽生活常见的排泄行为，但不洁净，造反于一般意义上的信仰观念，如赵之谦因敬畏之心而造佛像缅怀妻女。那么“刻者”呢，与逸之篆刻者本色有关，但他的目的却要与当下拉开距离，强调展览所刻绘的佛教僧侣形象与篆刻乃至肖像印章之别。只是很多观者依然毫不犹豫地把逸之的“刻”这一行为视为“篆刻”的范畴，此即传统印学观念在起作用。

摘要：降龙罗汉与伏虎罗汉,是中国信仰的罗汉群体中最为著名的两位。作为佛弟子与觉悟的佛教圣者,罗汉受到佛教僧俗的崇敬,并被奉为修行的榜样。至迟在公元五世纪,罗汉造像就已出现于中国佛教艺术中[一]。但罗汉像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世纪以后,主要得益于佛教艺术的进一步中国化,以及中国人创造的、完全不同于印度典籍所述的某些罗汉组群的新起源和罗汉们的新职责、新住地、新名称。罗汉造像繁荣的标志之一。

摘要：禪修活動是小乘佛教僧侣的重要修行方式之一,石窟是專爲佛教僧侣進行禮拜、修行、布薩的地方,小型禪窟與一些方形窟的開鑿,也是爲了適應僧尼禪修的需要。龜兹石窟群開鑿有很多小型的禪窟,學者魏正中先生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1])。另外,龜兹方形窟中繪製與禪修有關的畫面,尤其是不净觀與白骨觀的畫面,暗示了有些方形窟具有禪修的功能。霍旭初先生注意到在克孜爾早期石窟中有反映禪修的壁畫内容^([2])。

摘要：佛像是以佛教僧侣的思想信仰为基础，按照佛教所特有的尊像崇拜礼仪和宗教活动需要而产生的。佛教在公元前传人中国中原一带的汉王朝地区，中国古代最早是什么时期开始用陶瓷塑造佛像的，如今已很难考证。

摘要：凉鞋,小山羊皮和翻毛山羊皮趾环和脚踝处的镯式设计表明这是一款印度舞者的鞋子,如同珠宝一样精心的设计,有着诸多令人着迷的细节:脊形边针编结法,交错的细带,以及带子末端的金色珍珠。

摘要：隋唐时期中原、西北等地流传“神僧”、“神尼”智仙、僧伽、万回等佛教僧侣的神术异能的传说和载记；同样，宋朝时期江淮、西蜀等地亦流传泗州僧伽大圣、宝志和尚等信仰与造像。这些传说，几经缁侣流俗的附会作用，在俗众渴盼神迹的心理企求下，完成了僧、佛（菩萨）的同体互变，成为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延续着同一心理模式，南诏大理亦同样流传有关“梵僧”建国、“梵僧”服罗刹等神异传说。到元明时期，在中央集权的强力干预下，原有的宗教版图和神祗信仰秩序被打破，而梵憎信仰渐渐被挤迫到了民间，一跃成为云南特有的本主信仰，梵僧改头换面，成为慈善祥和、为民众喜闻乐见的长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