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信息公开例外规则依其例外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例外、第三方利益例外、内部行政信息例外三个逐次递减层次。在制度的设计层面,公开的三个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对这三个层次的司法审查应当依次采用仅审查是否存在合理依据、以利益衡量为基本出发点以及尊重的态度和有效监督并举的三种标准,才能达到兼顾保证信息公开与保证行政主体独立行政职能的目的。

摘要：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原则,但是《物权法》第9条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例外规则设计。该例外规则具体包括哪些情形,法律为什么规定这些例外规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这些例外规则的法律适用。论文结合上述问题分析不动产物权变动中不以登记为要件的具体情形,并就原因及具体司法实践中的注意事项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摘要：CPTPP国有企业章节的例外规则可分为三类,范围例外、第17.13条“例外”和国别例外。虽然在国有章节中例外规则的数量较多,但由于受到例外规则设计模式、其他规则等的影响,国有企业章节的例外规则并不会削弱该章具体规则的约束力。另外,在原则层面,国有企业章节的例外规则同样巩固和增强了竞争中立原则的约束力,加深了各国对竞争中立原则的认同。然而,国有企业章节在构建其例外规则时,忽视了例外规则所具有的独立价值,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和多边体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在进行加入CPTPP谈判时,应将国内改革经验和竞争中立原则相结合,借助中国制度改革实践丰富竞争中立的内涵和外延。此外,由于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还应根据国有企业的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确定国别例外的具体内容,并积极探寻各国在国别例外中的共同关切,推动形成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的例外规则。

摘要：数字时代的“专门立法热”方兴未艾。我们亟须反思:专门立法是不是各种数字新兴议题法律化的最佳路径?倘若不是,还有哪些更适宜的法律化路径?不同法律化路径的选择标准又是什么?本文认为,回答数字时代立法之问的关键是建立一套系统的评估框架,区分法律应对新兴议题的基本方式,并明确其优先顺位及逸脱条件。该评估框架应以“零星的社会工程”作为设计理念,并由一系列“基础规则”与“例外规则”组成。根据这些规则,我们就可以较为客观地评判数字时代的专门立法热问题,并为特定新兴议题找寻恰当的法律化路径。